靜心錄之十 序說﹒序跋增補舊本卷首序說七篇
王文成公全書序徐 階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為《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為《文錄》，為《別錄》，為《外集》，為《續編》，皆公死後錢子洪甫輯；最後七卷為《年譜》，為《世德紀》，則近時洪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
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奉命按浙，首修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為書，懼夫四方正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匯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
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為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斂而為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燦然呈露而不可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為文章，或為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答，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制以事殊，語因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廄人，答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為學固亦可以見矣。唯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為「致良知」之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不有知，唯不以私慾蔽塞其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於時曰仁最稱高第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為文，則是所謂制殊語異莫非道之用者，匯而梓之，豈唯公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焉者所由以睹道之全也。謝君之為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之，則書與我為一；以言視之，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為書，世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說興，士之獲聞者眾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錄》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願相與戒之。
謝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為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為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制誥、知經筵事、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序。
傳習錄序徐 愛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守為成訓，他日誤己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為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為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群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廢者幾希矣。吾儕于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於姑蘇，自述其裒次之意：以純於講學明道者為《正錄》，日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為《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為《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燦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
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游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歎，歎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考其取於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道無繇。不幾於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為近之。然猶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為簡易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顏，語之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於濂、洛，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慾為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挽焉，則又未能盡追案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生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力拯群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稍如夢而覺，溯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益之不類，再見於虔，再別於南昌，三至於會稽，竊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克兼之。獨除卻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笑曰：「某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卻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日廖][日廖]聖人而行不拼，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為德之賊。某願為狂以進取，不願為願以媚世。」嗚呼！今之不知公者，果疑其為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而信其為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皜皜，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大公，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為文章，措之為政事，犯顏敢諫為氣節，誅亂討賊為勳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學出於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於二，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覆以質於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陽明先生文錄序錢德洪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欲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像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群物以游，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為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曉曉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
噫！立敬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征焉，乃哄起而異之曰：「是將奪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眾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眾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眾，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為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尚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已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尚未免於俗習焉，並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
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證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眾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證以吾之心乎？夫非笑詆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湮，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證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聰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污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為哉？
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眾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參酌眾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厘為《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扃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扃鑰之是競，豈非捨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王 畿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為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栽培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於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吾黨勗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徐 階
余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屬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郡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啟予問序於階。階曰：
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汩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徑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蔽，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汩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於時聞者幸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太過，幸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興，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為不足務。脫於俗，顧轉而趨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為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為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為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為私淑，至其自任閒先王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為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侯請，僭為之序。嗚呼！觀者其尚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敘說錢德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裡，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制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生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為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為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為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數篇，次為《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
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為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佈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為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才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庚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裒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篚，故諸稿倖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為《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粵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荊、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為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為「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人。久之，並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插格不入，何也？意見先人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于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人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真體，如出蔀屋而睹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為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真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卻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羅寧藩之交，張、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為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卻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卻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真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體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群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算，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曰「鏗然捨瑟春風裡，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既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衷，真有鳳皇翔依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蹤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者日眾，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捨，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剎，徒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愊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游者雖眾，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略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偽為。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歎曰：「此弊溺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恥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牽，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並，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即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歉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幸先生既沒，謦欬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即。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為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滁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御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見其梗概，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事未必有濟。」
陳惟浚曰：「昔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奸賊在君側，間有以疑謗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請先生即下洪，勿處用兵之地，以堅奸人之疑。先生聞之，泰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往矣。』一日，惟浚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如許勢焰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乞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烏足為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舄幾幾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事之跡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泰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惟浚之言，故表出之，以為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裒刊《文教》，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為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庵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為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此東廓諸公之言也。二說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廣回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意竊若有附於東廓子者。夫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氾濫失真，匪徒無益，是眩之也。且文別體類，非古也，其後世侈詞章之心乎？當今天下士方馳鶩於辭章，先生少年亦嘗沒溺於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於身心之學；學未歸一，出入於二氏者又幾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獨得於聖賢之旨；反覆世故，更歷險阻，百煉千磨，斑瑕盡去，而輝光煥發，超然有悟於良知之說。自辛巳年已後，而先生教益歸於約矣。故凡在門牆者，不煩辭說而指見本體，真如日月之麗天，大地山河，萬象森列，陰崖鬼魅，皆化而為精光；斷溪曲徑，皆坦而為人道。雖至愚不肖，一觸此體真知，皆可為堯、舜，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尚吝情於悔前之遺，未透之說，而混焉以誇博，是愛其毛而不屬其裡也，不既多乎？既又思之：凡物之珍賞於時者，久而不廢，況文章乎？先生之文，既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月日，善讀者猶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並今日之意失之矣。久庵之慮，殆或以是與？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純於講學明道者裒為《正錄》，余則別為《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則又厘為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識道者讀之，庶幾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於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志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刻既成，懼讀者之病於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
〔附〕編校文錄及匯刻全書姓氏
編輯《文錄》姓氏：
門人余姚徐愛、錢德洪、孫應奎、嚴中，揭陽薛侃，山陰王畿，渭南南大吉，安成鄒守益，臨川陳九川，泰和歐陽德，南昌唐堯臣；
校閱《文錄》姓氏：
後學吉水羅洪先，滁陽胡松，新昌呂光洵，秀水沈啟原；
彙集《全書》姓氏：
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豫章謝廷傑；
督刻《全書》姓氏：
應天府推官、太平周恪，上元縣知縣、莆田林大黼，江寧縣知縣、長陽李爵。
增補序跋
三十八篇傳習錄序
天地之間，道而已矣。道也者，人物之所由以生者也。是故人之生也，得其秀而最靈，以言乎性則中矣，以言乎情則和矣，以言乎萬物則備矣，由聖人至於途人一也。故曰：「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故古者大道之於天下也，天下之人相忘於道化之中，而無復所謂邪匿者焉。率性以由之，修道以誠之，阜阜乎而不知為之者，是故大順之所積也，以天則不愛其道也，以地則不愛其寶也，以人則不愛其情也，以物則不愛其靈也。聖人於此，夫何言哉？恭己無為而已矣。至其後也，道不明於天下，天下之人相交於物化之中，而邪慝興焉。失其性而不知求，捨其道而不知修。斯人也，日入於禽獸之歸而莫之知也。是故萬物弗序而天地弗官矣。聖人，生而知道者也；賢人，學而知道者也。其視天地萬物，無一而非我。而斯人之不知道也，若已推而入之鳥獸之群也。理有所不可隱，心有所不容忍，惡能已於言哉？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夫聖賢之言，將以明斯道示諸人，使天下之人曉然知道之在是，庶民興焉。庶民興，則邪慝息；邪慝息，則萬物序而天地官矣，夫然後聖賢之心始安而其言如已也。是故其言也，求其是則已矣，非以為聞見之高也；求其明則已矣，非以為門戶之高也。而後之為聖賢之學者，其初也，執聞見以自是，而不知聖人之所是者，天下之公是也；立門戶以自明，而不知聖人之所明者，天下之同明也。故其後也，言愈多而愈支，支則不可行矣；門愈高而愈小，小則不可通。皆意也，己也，勝心之為也。而世之號為豪傑者，方皆溺於其中而莫之知也。其亦可哀已矣！
夫天之命於我而我之具於心者，自有真是真非，至明而不容有蔽者也。故天上之言道者，至不一也。苟以平心觀之，易氣玩之，則其是是非非，自不能遁吾心之真知也。唯夫聞見已執於未觀之先，而門戶又高於既玩之際，則其言雖是也，蔽於聞見之私，而不知其是；指雖明也，隔於門戶之異，而不通其明。道之不明於天下，治之所以不能追復前古者，其所由來遠矣！
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諸天下者也。吉也從游宮牆之下，其於是《錄》也，朝觀而夕玩，口誦而心求，蓋亦自信之篤而竊見夫所謂道者，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無朝夕人心之所同然者也。故命逢吉弟校續而重刻之，以傳諸天下。天下之於是《錄》也，但勿以聞見梏之，而平心以觀其意；勿以門戶隔之，而易氣以玩其辭。勿以《錄》求《錄》也，而以我求《錄》也，則吾心之本體自見，而凡斯《錄》之言，皆其心之所固有，而無復可疑者矣。則夫大道之明於天下，而天下之所以平者，將亦可俟也已。嘉靖三年冬十月十有八日，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紹興府知府、門人渭北南大吉謹序。
（錄自佐籐一齋《傳習錄欄外書》）陽明先生存稿序黃 綰
古人之文，實理而已。理散兩間，韞諸人心，無跡可見，必俟言行而彰。言行，人之樞機，君子慎之，而實理形焉。
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此其載籍之初，文之權輿乎？故文之為用，以之撰天地而天地為昭，以之體萬物而萬物為備，以之明人紀而人紀為明，以之闡鬼神而鬼神為顯，以之理庶民而庶民為從，以之考三王而三王為歸，以之俟後聖而後聖為存；所以經緯天地，肇率人紀，綱維萬物，探索陰陽，統貫古今，變通幽明，而不可廢者也。
陽明先生夙負豪傑之資，始隨世俗學文，出入儒、老、釋之間，中更竄謫流離之變，乃篤志為學，久之深有省於孟子「良知」之說，《大學》「親民」之旨，反身而求於道，充乎其自得也。故其發於言行也，日見其宏廓深潛，中和信直，無少偏戾。故其見於文也，亦日見其浩博淵邃，清明精切，皆足以達其志而無遺。或告之君父，或質之朋友，或迪之門生，或施之政事，或試之軍旅，以至登臨之地、燕處之時，雖一聲一欬之微，亦無往而非實理之形。由此不息，造其精以極於誠，是故其用之也，天地可以經緯，人紀可以肇率，萬物可以綱維，陰陽可以探索，古今可以統貫，幽明可以變通。
惜乎！天不欲，遺不獲，盡見行事，大被斯世，其僅存者唯《文錄》、《傳習錄》、《居夷集》而已，其餘或散亡及傳寫訛錯。撫卷泣然，豈勝斯文之慨？及與歐陽崇一、錢洪甫、黃正之率一二子侄，檢粹而編訂之，曰《陽明先生存稿》。洪甫攜之吳中，與黃勉之重為厘類，曰《文錄》、曰《別錄》，刻梓以行，庶傳之四方，垂之來世，使有志之士知所用心，則先生之學之道為不亡矣。
（錄自黃綰《石龍集》卷十三）
續刻傳習錄序錢德洪
古人立教，皆為未悟者設法，故其言簡夷明白，人人可以與知而與能。而究極所止，雖聖人終身用之，有所未盡。蓋其見道明徹，先知進學之難易，故其為教也循循善誘，使人悅其近而不覺其入。喜其易而各極所趨。
夫人之良知一也，而領悟不能以皆齊。有言下即能了悟者矣；有良知雖明，不能無間，必有待於修治之功者矣；有修治之功百倍於人，而後其知始徹者矣。善教者不語之以其所悟，而惟視其所入，如大匠之作室然，規矩雖一，而因物曲成，故中材上下，皆可與入道。若不顧其所安，而概欲強之以其所未及，教者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學者亦曰：「斯道之妙也如是。」彼以言授，此以言接；融釋於聲聞，懸解於測意，而遂謂道固如是矣，寧不幾於狂且惑乎？
吾師陽明先生，平時論學，未嘗立一言，惟揭《大學》宗旨，以指示人心。謂大學之教，自帝堯明德睦族以降，至孔門而復明。其為道也，由一身以至家國天下，由初學以至聖人；徹上徹下，通物通我，無不具足。此性命之真，幾聖學之規矩也。然規矩陳矣，而運用之妙，則由乎人。故及門之士，各得所趨，而莫知其所由入，吾師既沒，不肖如洪領悟未徹，又不肯加百倍之功。同志歸散四方，各以所得引接來學，而四方學者漸覺頭緒太多。執規矩者，滯於形器，而無言外之得；語妙悟者，又超於規矩之外，而不切事理之實；願學者病焉。年來同志亟圖為會，互相切劘，各極所詣，漸有合異同歸之機。始思師門立教，良工苦心。蓋其見道明徹之後，能不以其所悟示人，而為未悟者設法，故其高不至於凌虛，卑不至於執有，而人人善入。此師門之宗旨，所以未易與繹也。
洪在吳時，為先師裒刻《文錄》。《傳習錄》所載下卷，皆先師書也。既以次入《文錄》書類矣，乃摘錄中問答語，仍書南大吉所錄以補下卷。復采陳惟浚諸同志所錄，得二卷焉，附為續錄，以合成書。適遭內艱，不克終事。去年秋，會同志於南畿，吉陽何子遷、初泉劉子起宗，相與商訂舊學，謂師門之教，使學者趨專歸一，莫善於《傳習錄》。於是劉子歸寧國，謀諸涇尹丘時庸，相與捐俸，刻諸水西精舍。使學者各得所入，庶不疑其所行雲。時嘉靖甲寅夏六月，門人錢德洪序。
編者按：原文附載於嘉靖三十三年《傳習續錄》閭東刻本卷首。閭本現已亡佚。今據佐滕一齊《傳習錄欄外書》移錄。
重刻傳習錄序聶 豹
《傳習錄》者，門人錄陽明先生之所傳者而習之，蓋取孔門「傳不習乎」之義也。匪師弗傳，匪傳弗覺，先生之所以覺天下者，其於孔門何以異哉？夫傳不習，孔猶弗傳也。
孔門之傳，求仁而已矣。孟子曰：「仁，人心也。」孟子之求心，即孔門之求心也。然心無形而有知也。知外無心，惟知為心；物外無知，何知非物？
予嘗聞先生之教矣。學本良知，致知為學。格物者，致知之功也。學致良知，萬物皆備，神而明之，廣矣，大矣。故曰：「知皆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無他，達之天下也。」孟子之學孔子者，其在茲乎？
祖述孔、孟，憲章周、程，先生之所得亦深矣。而或者猶異之，雲其殆於仁，心、知、物之義有未達歟！
蓋仁即心也，心即知也，知即物也。外物以求知者，為虛寂；外知以求心者，為枯槁；外心以求仁者，為襲取；外仁以求學者，為氾濫滅裂，此二氏、五伯、百家之學所以毒天下。如以文辭而已者，今之陋也，去益遠矣，毒滋甚焉。
良知者，通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忍其毒而弗之覺，猶弗知也。此先生之傳，殆有不容已焉者耳。
是錄也，答述異時，雜記於門人之手，故亦有屢見而復出者。間嘗與陳友惟浚，重加校正，刪復纂要，總為六卷，刻之於〔1〕閩，以廣先生之覺焉。
（錄自《聶雙江先生文集》卷三）
校勘記
〔1〕於，原文作「八」，據聶豹《重刻大學古本序》改。刻陽明先生傳習錄序孫應奎
學以盡性也。性者存發而無內外，故博文約禮，集義養氣之訓，孔、孟之所以教萬世學之者。而或少異焉，是外性也，斯異端矣。應奎不敏，弱冠如知有所謂聖賢之學。時先生倡道東南，因獲師事焉。憶是時先生獨引之天泉樓口，授大學首章，至「致知格物」曰：「知者，良知也，天然自有即至善也。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格者，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格之，斯實致之矣。」及再見，又手授二書。其一《傳習錄》。且曰：「是《錄》吾之所為學者，爾勿徒深藏之可也。」應奎請事於斯幾三十年，每思講授至意，恐卒為先生罪人，故有獨苦心而莫敢以語人者。然間嘗以其所見一斑參之孔、孟。夫心之純粹以精森然而條理者，非禮乎？即此禮之見於日用而有度數之可紀，謂之「文」，然以其體事而無不在，故曰「博」。心之剛大，配天地而不御者，非「氣」乎？即此氣之流行當其可，謂之「義」，然以其無時無處而可失，故曰「集」。心之虛明靈覺洞然而不昧者，非「知」乎？即此知之應感而該乎人倫事變，謂之「物」，然以其有物有則而不可有過不及之差，故曰「格」。故致其知於格物也。養其氣於集義也，約其禮於博文也，皆理其性之發者，而非外也。博文以約此禮也，集義以養此氣也，格物以致此知也，皆體其性之存者，而非內也。蓋自其斂於無，似存而常體未常息；自其章於有，似發而常體未常易。存發無先後，體用無內外，斯性之妙也。故先生之所自得，雖未敢輒擬其所至，而先生之學則斷然信其為上接孔、孟，而以俟後聖於不惑者也。
茲應奎較藝衡水，涉洞庭，登祝融，訪石鼓，歧乎濂溪之上，有餘慨焉。道不加聞而年則逮矣，固願竊有豪傑者出，以翼吾之往也。同志蔡子子木守衡，則已群多士，而摩之以性命之學，亦浸浸乎有興矣。應奎因樂與成之，乃出先生舊所手授《傳習錄》，俾刻置石鼓書院。
噫！性靈在人，得無有默契斯旨而成之德行者乎！則于先生之道亦庶幾焉，又何憾矣！嘉靖三十年夏五月壬寅，同邑門人孫應奎謹序。
（錄自《傳習錄》蔡汝楠校刻本）
敘傳習錄後蔡汝楠
《傳習錄》者，陽明先生之門人錄師傳之指，圖相與習之者也。先生曾以是錄手授今文宗蒙泉孫公，公按部至衡，令汝楠刻置石鼓書院，而公為之序，概括學以盡性之一言。蓋先生之學，致知而已矣。今發明之曰：「學以盡性」，何也？曰：人之有心，性即吾心之體也；心之有性，知即吾性之靈也。自此知雜揉，或慮真妄決擇之難，不知本然之體昭明靈覺，本無所昧，動於意而知能雜揉，亦即此體足以自知而決擇之，著誠去偽，不容不力至於無有乎弗良，則無有乎弗誠。故知也者，誠之源也。自此知渺徽，或慮酬酢變化之難，不知本然之體圓瑩洞徹，本無所遺，交乎物而客形變化，亦即此體足以盡物而精察之，博學切問，不容不至，至於無有乎弗格，則無有乎弗良。故知也者，物之則也。同此知謂之性，致此知謂之學。周旋物則，充積誠意，發之肫肫然不可已，極於高高乎不可尚。合內外，一寂感，是謂天性之盡而至善之止也。以此而質於往聖：其曰：「道心之微」，即良知之發也；其曰「惟精惟一」，一此道心，即致知而誠也。「博文」，則知貫乎物而無有不格；「約禮」，則知皆天理而無有不誠。固質之而不謬。以此而證之前賢，「未發之中」，此知之中涵；「即發之和」，此知之貫徹。義而曰「集」，即物無不正；配義與道，即意無不誠。亦參之而不惑。故致知盡性之說，傳而習之，及門之徒不能不錄。而蒙泉孫公廣先生手授之澤，亦自惡可已也。惟《錄》名「傳習」，則傳習之指非曾子獨得孔氏之宗者乎？嘗觀聖門之宗獨歸曾氏，而曾子稱服吾友則惟顏子。二賢之在當時，顏子嘗識聖道之高深變化矣，曾子嘗親受大學、孝經之指矣，然所謂傳習者，豈在是哉？顏子之學，博我之文，約我之禮，竭吾之才，然後卓見聖道至，雖欲從聖人而求之亦自無由。曾子之學，自察自欺，自求自慊，必慎獨知，然後竟以魯得之至，雖欲媲有若之似聖人，亦不可得傳而習之，斯其至矣。然則斯錄盛傳海內，君子以能演先生良知之訓為傳習乎？抑自信自知，何者為良，先明乎善，益進於誠，凡功利之溺此良知，誇門之障此良知，意見之害此良知，皆如自治痛養，自致其力，以自有之知，盡自有之性，以此尊其所聞為傳習矣乎？嗚呼！先生之學，真孔氏秘傳，而以先生之道，反身而自得之，如顏、曾之善習者誰也？敢告同志相最善習，庶無負先生傳教之意云爾。時嘉靖辛亥夏日，門下後學德清蔡汝楠謹書。
（錄自《傳習錄》蔡汝楠校刻本）
題傳習錄後董 沄
斯道之在天下，雖天命人心之固有，其盛衰顯晦，實由氣數。文、武之後，斯道與王跡俱降，漸遠漸微，不絕如線，歷數百年，至仲尼一唱而天下響應。仲尼之後，至孟子沒有遂絕，歷戰國、秦、漢，如滅燭夜行。以及炎運之末，黃、郭、荀、陳諸豪傑，林然而起，要雖非中道，而其發於義理，根於天性，挽回人心，則不可誣也。東井先祥，德星後聚，豈偶然哉！自是而文廢焉，至於隋而文中子振之，門人千餘，澤雖不被於天下，而斯文賴以一延。自是而文又廢焉，至於宋而濂、洛、關、閩諸大儒出而昌之，五星聚奎，斯道於是乎大明矣。然天下之士，見在上者之崇重乎此也，遂借之以為利祿之梯，講之愈明，而失之愈遠，大非先儒之初心矣。以至於今，而篤生陽明夫子，提天下之耳，易天下之轍，海內學者，復鄉應焉，而五星聚室，是豈人力所能為哉？蓋自孔子以迄於茲，凡四廢興矣。
（錄自日本蓬左文庫藏《王門宗旨》十三《從吾道人語錄》）
傳習錄序王宗沐
《傳習錄》，錄陽明先生語也。四方之刻頗多，而江右實先生提戈講道處，獨缺焉。沐乃請於兩台，合續本凡十一卷，刻置學宮。諸生集而請曰：「願有以療之。」余愀然曰：「來！二三子是尚有待於余言乎？夫言非先生得已也。自先生之歿，則學稍稍失其旨，繁言朋，興門戶，峙張規，為儒名，而實衰焉。非不能言也，是用與二三子剪裁浮華，反歸本實，以獨得先生之意於曠世之下，而尚有待於言乎？孔子曰：『予欲無言。』而又曰：『無隱學而必待於言也。』則二者實背而馳。如其不待於言也，則所謂無隱者蓋有在矣。且爾亦知先生始得之勤也，而其後之不能無憂乎？」
諸生曰：「未之聞也。雖然，願卒言之。」
曰：「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在天為不已之命，而在人為不息之體。孔門之所謂仁者，先生之所謂知也。自程純公之歿，而聖人之學不傳，沉酣傳注，留心名物，從其求於外者，以為領略貫解，而一實萬分、主靜立極之義微矣。夫天下莫大於心，心無對者也，博厚高明，配於天地，而彌綸參贊，際於六合，雖堯、舜之治與夫湯、武之烈，皆心之照也。從事於心者，愈斂而愈不足；從事於言者，愈贅而愈有餘。不足者日益，而有餘者日損。聖愚上下之歧，端在於是。此先生所以冒忌負謗，不恤其身而爭之於幾絕之餘，而當時之士，亦遂投其本有，皆能脫驂解縶，翕然從先生於驟聞之日者也。爭之不明而有言，言之稍聚而為錄。今不據其錄而求其所以為學也，乃復事於言，是其不得已者，反以誤後人而貽之爭耶？且先生之得，是亦不易矣。先生顧其始，亦嘗詞章而博物矣。展轉抵觸，多方討究，妝綴於平時者，辨藝華藻，似復可恃。至於變故當前，流離生死，無復出路，旁視莫倚而向之有餘者，茫然不可得力。於是知不息之體炯然在中，悟則實，談則虛，譬之孤舟，顛滯於沖風駭浪之中，帆櫓莫施，碇纜無庸，然後視柁力之強弱，以為存亡〔1〕。葉盡根呈，水落石出，而始強立不返矣。故余嘗謂：「先生僅悟於百死一生之日，然後能咽余甘而臻實際，取而用之，已本不貳，而物亦莫能違，事功文詞，固有照中之隙光也。先生之所以得者，豈盡於是耶？嗣後一傳百訛，師心即聖，為虛無漭蕩之論，不可窮詰。內以馳其玄莫之見，而外以逃其踐履之失，于先生所道切近之處，未嘗加功，則于先生所指精微之地，終無實見，投之事則窒，施之用則敗。蓋先生得而言之，言先生之心爾。而今襲先行之語以求人，即句句不爽，猶之無當於心，而況不能無失乎？心不息，則萬古如一日；心不息，則萬人如一人。先生能用是倡之於幾絕，吾人不能緣是承之於已明，而方且較同異雌黃以為長。猶昔人所謂神堯能以一旅取天下，而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者。引予之所以謂先生始得之勤，而今之不能無憂也。夫從事於心，敏而猶有不及，則於言有所不暇；從事於心，精而後知所失，則於言有所不敢。默識深思，承擔負荷，此余與二三子今日之所承先生之後者也。」
諸生曰：「然則茲刻可廢乎？」
曰：「若是泥哉！書之存不存，未害也。書不傳，則先生之心不著。其穎者固無待乎是矣，而聞而興者，猶之欲渡而棄航也。求之於心而得，則先生之言庸以相印；求之於心而不得，則由先生之言而思焉，而力焉，而本體固可見矣。昔者趙簡子有二子，而莫知適立也，乃書戒教之詞於簡而授之，三年而問之，長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己失之矣；次無恤育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遂立之。夫志各有適，非簡之罪也，二三子其識之矣。」
（錄自九州大學碩水文庫藏抄本《傳習錄諸序》）
校勘記
〔1〕亡，原本為「己」，據《明儒學案》改。
重刻陽明先生文集序閭 東
《陽明先生文錄》舊刻於姑蘇，《傳習錄》刻於贛，繼又有薛子者刻其《則言》，然相傳不多得同志者，未得合併以觀全書，每有餘憾。東按西秦，歷關、隴，見西土人士俊髦，群然皆忠信之質也，因相與論良知之學，盡取先生《文錄》，附以《傳習錄》並《則言》，共若干卷刻之，願與同志者共焉。
東曰：予于先生之學，嘗竊聞其緒論於歐陽南野先生，云：「先生指示良知為人心本體，自聖人之心以至愚夫愚婦，自一人之心以達之天下，自千萬古之前以達之千萬古之後，無有不同者，此心也，此良知也。」始而聞則疑之，乃南野先生教曰：「子蓋未始實見得此耳。人心本體渾然，天理即其靈昭不昧處，所謂良知也。全此謂之聖人，若眾人則日用不知且蔽焉耳。去其蔽以復其全，將不同歸歟？然立志，其本也，志不立始異矣，所謂性近習遠者也，子又何疑乎？」東惕然以思，惺然以悔，因責此志之未立也。是故立志無他焉，致良知焉已矣。何也？聖凡之判迷悟之間也。何雲迷？日欺則然也。何雲悟？自慊則然也。脫迷就悟，非戒慎恐懼不可也，是故有求焉。聖人之志焉，致良知焉已矣。或曰：「若是，先生之學誠不當於文字間求矣。乃今誦是集者或未能緣是以得其微，茲不幾贅乎？」曰：「先生嘉惠後學，其心無窮，且彰之文辭，著之問辯，樹之政事，孰非精蘊之據，模範之兆乎？每一展卷，輒因省悟，此亦良知所不容已者，又茲刻意也。」愛命工於天水，天水蓋包羲氏所自起地，因以逆心學淵源雲。嘉靖庾戌秋八月。
（錄自九州大學碩水文庫藏抄本《傳習錄諸序》）
重刊陽明先生文錄敘胡宗憲
陽明先生以致良知立教，天下土靡不翕然響風。自先生沒，凡若干年，人愈益仰慕，凡先生生平製作，雖一字一句，皆視如連珠拱璧不忍棄。而緒山錢子復詮次成編，名曰《陽明先生文錄》，首刻於姑蘇。今閩、越、河東、關中皆有刻本，亦足以征良知之達諸天下矣。
天真書院，為先生崇祀之所，四方士來游於此，求觀先生之文者，每病其難得。錢子偕龍溪王子謀於予曰：「古人有倚馬論道者，兵事雖倥傯，亦不可無此意。願以姑蘇本再加校正，梓藏於天真，以惠後學何如？」予曰：「諾。」遂捐俸金若干兩，命同知唐堯臣董其事，以九月某日刻成。錢子謂予「宜有言」。予素不文，然慕先生之道久矣，何敢以不文辭。
予惟千聖一心，萬古一道，惟心一，故道一；道一，故學亦一。昔堯之告舜，曰：「允執厥中。」及舜命禹，又加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道心」即「中」也，「精一」者「允執」之功，而「精」又「一」之功也。「惟精」故「一」，「惟一」故「中」，此萬世心學之源，蓋蔑以復加矣。其後孔門一貫博約之教，誠正格致之說，亦不過發明「精一」之旨。而予欲無言，夫子亦已自病其言之詳矣。至孟軻氏又有知言養氣盡心知性之說，而指出孝弟為良知良能，言雖益詳，而於孔門之教實多發明。自孟氏沒而斯道失其傳。漢、晉諸儒皆以記誦詞章為學，說愈繁而道愈晦，學愈博而道愈離。以及五季之衰，晦蝕甚矣。有宋大儒周、程、張、朱諸子者出，以斯道為己任，不得已而有言「精一」之旨，賴以復明，而學者流弊或不免墮落漢、晉，幾失宗旨。至胡元之變而斯道且淪沒矣。
明興百有餘年，文教雖盛而流弊亦浸以滋，先生亦不得已而揭「致良知」一語以示人，所以挽流弊而救正之，無非發明孔門致知之教，而羽翼斯道之傳。要其指歸，則「良知」即「道心」也，「致」即「精一」也，即周子之所謂「純心」，程子之所謂「定性」也。夫豈外諸儒而別立一門戶耶？是故良知皆實理，致知皆實學，固非墮於空靈，一與事物無干涉，如禪家者流也。然「明心見性」與先生「致良知」之說亦略相似，若認錯本旨，則高者必以虛寂為務而離形厭事；卑者則認知覺為性，而自信自便。此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先生立教之本旨矣。
至哉，孔子之告哀公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噫，盡之矣！夫為人臣者，無不知忠其君；為人子者，無不知孝其親，此良知也。知此、體此、強此而一於誠。為臣盡忠，為子盡孝，此致良知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捨人倫日用之常，而曰吾得不傳之秘，立門戶以自高，非予所望於來學也。
錢子起而揖予曰：「子言真有神於先師之教也，夫吾黨其共勖諸。」嘉靖丁巳仲冬吉旦，後學新安梅林胡宗憲頓首拜撰。
（錄自日本蓬左文庫藏《陽明文錄》嘉靖三十六年刻本）
王文成公文選序鐘 惺
經云：「敷奏以言。」蓋謂人之所性所學，無以自見，故託言而敷奏焉。然有言之則是，而考其行事則非者，豈其言不足以盡其人耶？非然也，殆所言者之觀察未審耳。夫人之立言，莫不假辭仁義，抗聲道德，以竊附於君子之高，而苟非所有，則雖同一理，同一解，而精神詞氣，已流為其人之所至。何也？蓋言者，性命之流露，而學問之精華也。學問雜則議論不純，性命乖則言詞多戾，有非襲取者之能相掩也。古之立言者不一家，相如之詞賦，班、史之著述，固文人也，而文人之無論，即如申、韓之刑名，管、晏之經國，以及老、莊之寓言，豈不以聖人賢者自視，而或流為慘刻，推王佐得乎？等而上之，子輿氏願學孔子者也，亦步亦趨，直承道統，而一間之未達，終屬圭角之不融，寧可強哉？子輿氏猶不可強，況其下焉者乎？近之立言者，稍陟韓、歐之境，輒號才人，略窺朱、程之緒，便稱儒者，而試求其言之合道否也，不矯為氣節之偏，則溺於聞見之陋，不遁入玄虛之域，則陷於邪僻之私，曾得以浮詞改聽哉？獨陽明先生之為言也，學繼千秋之大，識開自性之真，辭旨藹粹，氣象光昭，出之簡易而具足精微，博極才華而不離本體，自奏議而序、記、詩、賦，以及公移、批答，無精粗大小，皆有一段聖賢義理於其中，使人讀之而想見其忠孝焉，仁恕焉，才能與道德焉，此豈有他術而僥倖致此哉？蓋學問真，性命正，故發之言為真文章，見之用為真經濟，垂之訓為真名理，可以維風，可以持世，而無愧乎君子之言焉耳。使實有未至，而徒以盜襲為工，亦安能不矯不溺，不遁不陷，而醇正精詳，有如是哉？李溫陵平生崛強，至此亦帖然服膺，良有以也。世之論文者，動則曰某宋文也何如，某漢文也何如，某戰國之文也又何如，不知文何時代之可爭，亦惟所性所學者何如耳。予僭評此文，非謂先生之言待予言而明，蓋欲使聽言者讀先生之言，而知立言者之言可飾，而所性所學不可飾也。一人之所性所學可飾，而千聖之所性所學不可飾也，斯不失聖經「敷奏」意矣。竟陵後學鐘惺書。
（錄自王畿選，鐘惺評點，金閶溪香館刊本《王文成公文選》卷首）
鐘伯敬評王文成公文選敘陶珽樨
古文人之宦游其地也，風波所不免，而往往留一段風雅之事，令人思慕焉。予官武昌，九閱月而勞人被逐，宜矣。第念君臣政事之外，無一風雅事可述，幾為黃鶴白雲所笑。獨於竟陵得吾友鐘伯敬所評《公》、《谷》、《國策》、《國語》。《前後漢》、《三國史》，暨《通鑒纂》、《衍義纂》、《昌黎選》，《東坡選》、《宋名家選》、《明文選》，與夫《王文成選》諸遺書一十八種，歸途展玩，差為快耳。古今之書，不知凡幾，而古今之評，又不知凡幾，獨沾沾於是，無乃陋乎？不知天下之事，豈容揀擇而盡取之，亦隨所遇，隨所感，而偶托之以為名可耳。不然，則古今之白雲黃鶴，亦不知凡幾矣。因謀之梓，聊以見予斯役也。雖不得於君，未始不得於友；雖不得於政事，未始不得於文章，或亦可解嘲於古文人也已。茲陽明之刻成，故述其意於首。崇禎癸酉春二月黃嚴陶陶珽樨圭父題。
（錄自金閶溪香館刊本《王文成公文選》卷首）
重刻大學古本序聶 豹
《大學》古本之傳久矣，而世之學士乃復致疑於格物之說，辨焉而不釋，何也？予始受學於陽明先生，駭而疑之，猶夫人也。已而反求諸身心日用之間，參諸程、朱合一之訓，渙然若有所覺，而紛紛之疑亡矣。
蓋《大學》之道，惟在於止至善也。曾子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朱子釋「至善」云：「蓋有以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釋「忠信」云：「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是數言者，真有以契夫「精一」、「執中」之旨，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捨是無以用其力也。
是故知止之功，誠意而已矣。知者，意之體；意者，知之所發也；知之所發，莫非物也。如曰「好惡」，曰「忿懥、恐懼、好樂、憂患」；曰「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情」；曰「孝、弟、慈」；曰「老老、長長、恤孤」；曰「理財、用人，潔矩與不能潔矩」之類，是皆所謂「物」也。聖人不過於物，好惡之必自慊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得其正也，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情之協於則也，孝、弟、慈之成教於國也，老老、長長、幼幼，推而至於理財、用人、潔矩以通天下之情也，夫是之謂「格物」也。
程子謂：「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又曰：「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有遷，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何其明白易簡，一以貫之，而無遺也哉！而世之論格物者，必謂博極乎事物之理，信如是，則孔子〔1〕之求仁，孟子之集義，中庸之慎獨，顧皆不及乎格物矣。而《大學》於入門之初，乃先驅人外性以求知，其於天理存亡之幾，疑若無所與焉者也。無乃厭聖學之明白簡易，而欲率之以煩苦者之所為乎？
嗚呼！陽明逝矣，其有功於聖學，古本之復其一也。予故重刻於閩，以存告朔之羊雲。
（錄自《聶雙江先生文集》卷三）
校勘記
〔1〕原文作「孟」，據上下文當作「子」。讀先師再報海日翁吉安起兵書序王 畿
伏讀吾師吉安起兵再報海日翁手書，至情溢發，大義激昂，雖倉卒遇變，而慮患周悉，料敵從容，條書措注，終始不爽，逆數將來，歷歷若道，其已然者，所謂良工苦心，非天下之至神，何以與此？而世之忌者，猶若未免於紛紛之議，亦獨何哉？
夫宸濠逆謀已成，內外協應，虐焰之熾，熏灼上下，人皆謂其大事已定，無復敢攖其鋒者。師之回舟吉安，倡義起兵也，人皆以為愚，或疑其詐。時鄒謙之在軍中，見人情洶洶，入請於師。師正色曰：「此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使天下盡從寧王，我一人決亦如此做，人人有個良知，豈無一人相應而起者？若夫成敗利鈍，非所計也。」宸濠始事，張樂高會，詗探往來，且畏師之搗其虛，浹旬始出。人徒見其出城之遲，不知多方設疑用間，有以貳而撓之也。宸濠出攻安慶，師既破省城，以三策籌之：上策直趨北都，中策取南都，下策回兵返救。或問計將安出？師曰：「必出下策，駑馬戀棧豆，知不能捨也。及宸濠回兵，議者皆謂歸師勿遏，須堅守以待援。師曰：「不然，宸濠氣焰雖盛，徒恃焚劫之慘，未逢大敵，所以鼓動煽惑其下，亦全恃封爵之賞。今未出旬日輒返，眾心沮喪，譬之卵鳥破巢，其氣已墮。堅守待援，適以自困。若先出銳卒，乘其情歸而擊之，一挫其鋒，眾將不戰自潰矣。」已而果然。人徒知其成擒之易，不知謀定而動，先有以奪其心也。師既獻俘，閉門待命。一日，召諸生入講，曰：「我自用兵以來，致知格物之功愈覺精透。」眾謂兵革浩穰，日給不暇，或以為迂。師曰：「致知在於格物，正是對境應感，實用力處。平時執持怠緩，無甚查考，及其軍旅酬酢，呼吸存亡，宗社安危，所繫全體精神，只從一念入微處，自照自察，一些著不得防檢，一毫容不得放縱，勿欺勿忘，觸機神應，乃是良知妙用，以順萬物之自然，而我無與焉。夫人心本神，本自變動周流，本能開物成務，所以蔽累之者，只是利害毀譽兩端。世人利害，不過一家得喪爾已；毀譽，不過一身榮辱爾已。今之利害毀譽兩端，乃是滅三族，助逆謀反，系天下安危。只如人疑我與寧王同謀，機少不密，若有一毫激作之心，此身已成齏粉，何待今日！動少不慎，若有一毫假借之心，萬事已成瓦裂，何有今日！此等苦心，只好自知，譬之真金之遇烈火，愈鍛煉，愈發光輝，此處致得，方是真知；此處格得，方是真物；非見解意識所能及也。自經此大利害、大毀譽過來，一切得喪榮辱，真如飄風之過耳，奚足以動吾一念？今日雖成此事功，亦不過一時良知之應跡，過眼便為浮雲，已忘之矣！」
夫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成天下事易，能不有其功難；不有其功易，能忘其功難；此千古聖學真血脈路，吾師一生任道之苦心也。畿既讀是書，並述所聞，綴諸卷端，歸之嗣子正億，服膺以為大訓，是豈惟足以祛紛紛之義，千古經綸之實學，亦可以窺其微矣。繼述之大，莫善於此，嗣子其圖之！
（錄自王畿《龍溪先生全集》卷十三）
重刻陽明先生文粹序趙貞吉
初編《陽明文粹》而刊之者，都御史宋陽山氏也。今重刻於扶風者，僉事帶川梁君也。梁君名許，昔為御史，請從祀王先生。今復刊其書，二君子皆以一日之長視予，宿知予之不能藏其狂言也。序曰：
是編多錄與閩，論意指異者，蓋王先生學入理界最初之論，故能廓摧理路之礎，而蟯然示人以行也。嗟乎！吾生有知，即知誦說先生之言。見世之儒生，始駭王先生之異而攻之，中喜王先生之為異而助之，終羨王先生之持異，乃欲駕其說。於是王氏之學又若自異矣。
有童子聞予言之，進曰：「聞之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學奚貴異哉？」予曰：「嘻！小子何知？夫學未至於聖人之地，而假名言以修心，其勢不容於不異也。昔閩、洛之儒異唐、漢矣，唐、漢之儒異鄒、魯矣。三千、七十之流，各持其異入孔門，而欲爭之；皆喪其名言，而如愚以歸。故曰：『雖欲從之，未由也已。』然後異者合，而道術一矣。此曷故耶？以得聖人為之依歸也。是故聖人者，群言之家而道之岸也。夫眾車離麗馳於康莊，而前卻之異者，策使之也；眾舟沿溯於廣津，而洄突之異者，枻使之也；眾言淆亂於名言，而喧聒於是非這異者，見使之也。至若行者抵家，則並車釋之矣，何有於策？渡者抵岸，則並舟釋之矣，何有於枻？學者而至於聖人之門，則並其名言喪矣，何有於見？故知聖人者，以自度為家也，不令己與人異也；以度人為岸也，不令人與己異也。如使閩、浙二大儒遇孔子而事之，必有以塞其異之源，而不令其末之流也。」
童子曰：「丈夫何以知之？」曰：「予嘗觀夫子答問群弟子，而知道術之可一也。」噫！希矣！可易言哉！班固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逝而大義乖，於是百家之異論又競起，遂至不可勝究矣。」孟子輿折以雄辯，而不能熄也；莊子休和以天籟，而不能齊也。使後生者不幸，而不睹古人之純全，紛紛藉藉以至於今，悲夫！
（錄自《趙文肅公文集》卷十六）
書陽明先生語略後鄒元標
予嘗讀《傳習錄》，以先生之學在是書，近而知先生之自得不盡在是書也。蓋當時格物之說浸淫宇宙，先生力排其說，間耶？且當時先生隨人立教，因病設方，此為中下人說法，而所接引上根人，則本「天津〔1〕證道」一語盡之，學者當直言無疑可也。嗟乎！先生當時所造就者濟濟，今吾吉豪傑嶽立，然未有作人如先生者，予于先生不無遐思。
（錄自鄒元標《願學集》卷八）
校勘記
〔1〕天津，當為「天泉」之誤。陽明先生道學鈔序李 贄
溫陵李贄曰：余舊錄有先生《年譜》，以先生書多不便攜持，故取譜之繁者刪之，而錄其節要，庶可挾之以行游也。雖知其未妥，要以見先生之書而已。今歲庚子元日，余約方時化、汪本鈳、馬逢陽及山西劉用相，暫輟《易》，過吳明貢，擬定此日共適吾適，決不開口言《易》。而明貢書屋有《王先生全書》，既已開卷，如何釋手？況彼己均一旅人，主者愛我，焚香煮茶，寂無人聲，余不起於坐，遂盡讀之。於是乃敢斷以先生之書為足繼夫子之後，蓋逆知其從讀《易》來也。故余於《易》因之稿甫就，即令汪本鈳校錄先生《全書》，而余專一手鈔《年譜》。以譜先生者，須得長康點睛手，他人不能代也。鈔未三十葉，工部尚書晉川劉公以漕務巡河，直抵江際，遣使迎余。余暫擱筆，起隨使者冒雨登舟，促膝未談，順風揚帆，已到金山之下矣。嗟嗟！余久不見公，見公固甚喜，然使余輟案上之紙墨，廢欲竟之全鈔，亦終不歡耳！於是遣人為我取書。今書與譜抵濟上，亦遂成矣。大參公黃與參、念東公於尚寶見其書與其譜，喜曰：「陽明先生真足繼夫子之後，大有功來學也。況是鈔僅八卷，百十有餘篇乎，可以朝夕不離，行坐與參矣。參究是鈔者，事可立辨，心無不竭於艱難禍患也。何有是處上、處下、處常、處變之寂，上乘好手，宜共序而梓行之，以嘉惠後世之君子乃可。晉川公曰：然余於江陵首內閣日，承乏督兩浙學政，特存其書院祠宇，不敢毀矣。
（鈔自李贄《陽明先生道學鈔》卷首）
陽明先生年譜後語李 贄
余自幼倔強難化，不信道，不信仙、釋，故見道人則惡，見僧則惡，見道學先生則尤惡。惟不得不假升斗之祿以為養，不容不與世俗相接而已。然拜揖公堂之外，固閉戶自若也。不幸年逋四十，為友人李逢陽、徐用檢所誘，告我龍溪先生語，示我陽明先生書，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實與真佛、真仙同，雖倔強，不得不信之矣。李逢陽，號翰峰，白門人。徐用檢，號魯源〔1〕，蘭溪人。此兩公何如人哉？世人俗眼相視，安能一一中款？今可勿論。即其能委委曲曲以全活我一個既死之人，則亦真佛真仙等矣。今翰峰之仙去久矣，而魯源固無恙也。是春，予在濟上劉晉川公署，手編《陽明年譜》自適，黃與參見而好之，即命梓行以示同好，故予因復推本而並論之耳。要以見余今者果能讀先生之書，果能次先生之譜，皆徐、李二先生之力也。若知陽明先生不死，則龍溪先生不死，魯源、翰峰二先生之群公與余也皆不死矣。譜其可以年數計耶？同是不死，同是不死真人，雖欲勿梓，焉得而勿梓！
（錄自《陽明先生道學鈔》卷八附錄）
校勘記
〔1〕原文為「魯齊」，據《明儒學案》改。陽明先生批武經序徐光啟
武書之不講也久矣，釋樽俎而談折衛，不已迂乎？然天下有握邊算、佐廟籌者，其人則又如蟋蟀鳴堂除，才振響，已為兒童子物色，而卒不及一，何者？夏蟲難語堅冰，斥鶡奚知南冥也。
明興二百五十餘年，定鼎有青田策動，中興稱陽明靖亂。二公偉績，竹帛炳然。乃其揣摩夫《正合》、《奇勝》、《險依》、《阻截》諸書，白日一氈，青宵一炬，人間莫得而窺也。嘉靖中，有梅林胡公筮仕姚邑，而得《武經》一編，故陽明先生手批遺澤也。丹鉛尚新，語多妙悟，輒小加研尋。後胡公總制浙、直，會值倭警，逐出曩時所射覆者為應變計，往往奇中，小丑逐戰。則先生之於胡公，殆彷彿黃石與子房，而獨惜是書之未見也。
時余被命練兵，有門人初陽孫子攜一編來謁，且曰：「此吳興鹿門茅先生參梅林公幕謀，獲此帳中秘，貽諸後昆，茲固其家藏也。緣其世孫生生氏欲授剞劂，屬請序于先生。」余視陽明先生之手澤宛然，而慚碌碌靡所樹奇，分不當先生功臣。第竊喜《正合》、《奇勝》、《險依》、《阻截》諸書，實用固彰彰不誣也。然則今日果有握邊算、佐廟籌，如鹿門先生之於胡公者乎？余又請以新建余烈，拭目俟之，是書或可借籌遼者之一箸雲。是為序。
時天啟元年歲辛酉重陽前一日，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奉敕訓練新兵詹事府少詹事兼河南道監察御史徐光啟撰。
（錄自佐籐一齋藏《武經七書》本，又見近版《徐光啟集》卷二）
陽明先生批武經序孫元化
余非知武者，然能讀武書。少好奇，已而捐卻一切嗜好，獨於武事，猶時思簡練，以為揣摩，不以後於舉子業也。頃者將圖北上，辭友人於苕水，偶從通家弟生生氏案頭，見《武經》一編，不覺踴躍神動，輒展而閱之，則王文成公所手批而胡襄懋公參閱者也。大都以我說書，不以書繩我；借書揣事，亦不就書泥書；提綱潔要，洞玄悉微，真可衙官孫、吳而奴隸司馬諸人者矣。因思文成當年，討逆藩，平劇寇，功名蓋天地，智略冠三軍，不過出此編之緒余而小試之耳。即厥後襄懋公誅徐海、擒汪直，幾與文成爭烈者，亦安知不從此編得力哉？
余遂欲請而讀之，生生不許，曰：「先大夫鹿門先生與襄懋公同榜，相友善，入其帳中贊謀畫而得此，傳至今四世矣，相誡秘不示人。」予曰：「否！否！方今遼事未息，川禍又遍，當局者恨不能起文成、襄懋兩公於九泉而用之，然兩公不可得，猶幸之兩公秘授在，則廣傳之，未必無讀其書即繼其人者，而文成不死於昔，襄懋再見於今也。」因請以付欹劂，龍飛天啟囗元年，囗之冬。
（錄自佐籐一齋藏《武經七書》本）
陽明先生批武經序胡宗憲
余諸生時，輒艷慕陽明先生理學勳名，前無古，後無今，恨不得生先生之鄉，游先生之門，執鞭弭以相從也。通籍來，幸承乏姚邑，邑故先生桑梓地，因得先生之遺像，與其門下士及子若侄輩游，而夙念少償，可知也。一日購求先生遺書，猶二千石，龍川公出《武經》一編相示，以為此先生手澤存焉。啟而視之，丹鉛若新，在先生不過一時涉獵以為遊藝之資，在我輩可想見先生矣。退食丙夜讀之，覺先生之教我者不啻面命而耳提也。敬為什襲，以識不忘。時嘉靖二十有二年歲在癸卯暮春之初，新安梅林山人胡宗憲漫識於舜江公署。
（錄自佐籐一齋藏《武經七書》本）
重刻傳習錄引陳九敘
傳習有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舊矣。重刻者何？廣先生之教也。先生崛起於越，特揭「致良知」三字振鐸於世，百年敝學再回，風先生之功，於是為鉅。說者未諳先生之旨，乃謂「致知列於八目，良知載在七篇，道斯盡矣」，為用文之。詎知提宗負教，誼非一揆；千言萬語，要於其當，捨吾性於自有之真覺，尋世間不必有之文辭，自擲玄珠，珍其敝帚。毋論律諸聖教，當坐操戈，即使證諸考亭，亦譏逐影。而舉世貿貿，罔識所歸，使非曉然建標，裨之就軌，中流胥溺，其孰為之一壺哉？良工之心所以獨苦，亦在乎學者之自得之而已矣。得其旨即顏氏子之終日言不為多，不得其所以立言之旨，即子貢之無言不為少。究而論之，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先生患後世言語文字之敝，而詔之趨學者。復以言語文字求先生之書，而失先生之所以教，則前刻已贅，茲刻奚為？故夫考衷於《傳習》，以識其宗，參伍於《晚年定論》，以識其謬，而於是乎因考亭以得先生，因先生以得吾夫子一貫之旨也，亦在乎學者之自得之而已矣。論之定與不定，年之晚與不晚，未足深辨也。萬歷癸巳陽月既望漳平後學陳九敘撰。
（錄自日本九州大學碩水文庫藏抄本《傳習錄諸序》）
武經評小引茅震東
余不佞，方雍雍俎豆之不遑，奚暇談軍旅事？庖人屍祝之，聞者掩口耳，顧亦有說焉。竊以丈夫生世，如處子然，十年乃字。以前此身，未知何屬？而要其頻繁箕帚，宜傢俱之，詎待學而後嫁者哉？說者謂江左之亂，肇自清談；梁國之變，由於佞佛。則何以故？課虛無而薄經濟，正坡老所詆賦詩卻敵者也。
先高祖憲副鹿門以明經起。其於公車舉業之外，上自《典》、《墳》，下逮秕史，靡所不窺，而旁尤究心於韜略等編，謂夫修文事不廢講武，亦聊為盛世未雨之桑土也。厥後世宗末年，濱海州郡，悉羅倭患，而吾浙特甚。時有梅林胡公統戎討賊，約先高祖為幕謀，抵掌運籌，如畫地印沙，不崇朝而丑夷殄滅，斥其所出奇運智，往往與孫、吳合轍，而妙解其神。讀書至此，乃真經濟。已而攜一《武經評》歸，又梅林公所得於陽明先生之門者也。
淵源既遙，什襲亦久，方今東隅弗靖，九邊諸臣，旦夕蒿目，即山林草澤間，罔不思效一得，以系單于頸。為今日計，莫若多讀武書，可操勝算。昔季子相六國，而《陰符》蚤精；留侯師漢高，而《素書》先受；古未有揣摩無成而能佐霸王不拔之業者也。以藏書具在，不欲秘為家珍，敢畀梓匠，自付當事者之前箸，嵇叔夜有云：「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芥子，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余大類之，庖人耶？處子耶？亦何暇計當世之掩口也！防風茅震東生生甫書。
（錄自佐籐一齋藏《武經七書》本）
刻傳習錄序焦 竑
國朝理學，開於陽明先生。當時法席盛行，海內談學者無不稟為模楷，至今稱有聞者，皆其支裔也。然先生既沒，傳者浸失其真，或以知解自多而實際未詣，或以放曠自恣而檢柙不修，或以良知為未盡而言寂言修，畫蛇添足。嗚呼，未實致其力而藉為爭名挾勝之資者，比比皆是。今《傳習錄》具在，學者試虛心讀之，於今之學者為異為同，居可見矣。此不獨征之庶民難於信從，而反於良知必有不自安者，楊侯為翼州奪，修政之暇，思進厥士民於學，而刻是編，以嘉惠之語云：「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是四方之觀者，以愛人驗侯，而又以易使驗州人，令先生之道大光於信都，而一洗承學者之謬，余之願也。乃不揆而序以貽之。
（錄自《焦氏澹園集》卷十四）
王文成公年譜序高攀龍
嗚呼！道之不明也，支離於漢儒之訓詁；道之明也，剖裂於朱、陸之分門。程子之表章《大學》也，為初學入德之門。今之人人自為《大學》也，遂為聚訟之府，何天下之多故也！
國朝自弘、正以前，天下之學出於一，自嘉靖以來，天下之學出於二。出於一，宗朱子也；出於二，王文成公之學行也。朱子之說《大學》，多本於二程；文成學所得力，蓋深契於子靜，所由以二矣。
夫聖賢有外心以為學者乎？又有遺物以為心者乎？心非內也，萬物皆備於我矣；物非外也，糟糠煨燼無非教也。夫然，則物即理，理即心，而謂心理可析、格物為外乎？
天下之道貞於一，而所以害道者二。高之則虛無寂滅，卑之則功利詞章。朱子所謂「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者也。蓋戒之嚴矣，而謂朱子之學為詞章乎？善乎？
莊渠魏氏曰：「陽明有激而言也。彼其見天下之弊於詞章記誦，而遂以為言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也，而不知其弊也，則未嘗反而求之朱子之說矣。」
當文成之身，學者則已有流入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而文成亦悔之矣。至於今，乃益以虛見為實悟，任情為率性，易簡之途誤認，而義利之界漸夷，其弊也滋甚，則亦未嘗反而求之文成之說也。良知乎，夫乃文成所謂「玩弄」，以負其知也乎？
高攀龍曰：「吾讀《譜》，而知文成之學有所從以入也。其於象山，曠世而相感也，豈偶然之故哉？」時攀龍添注，揭陽典史莊大夫致庵公以茲譜示而命攀龍為之言。攀龍不敢，而謂公之文章事業，蔑以尚矣，學士所相與研究公之學也，故謹附其說如此焉。
（錄自《高子遺書》卷九）
重刻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序劉宗周
良知之教，如日中天。昔人謂：「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然使三千年而後，不復生先生，又誰與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乎？
蓋人皆有是心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本如是。其虛靈不昧，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而不能不蔽於物慾之私，學則所以去蔽而已矣。故《大學》首揭「明明德」為復性之本，而其功要之「知止」。又曰：「致知在格物。」致知之知，不離本明；格物之至，祗是知止。即本體即工夫。故孟子遂言「良知」雲。
孔、孟既歿，心學不傳，浸淫而為佛、老、荀、楊之說；雖經程、朱諸大儒講明教正，不遺餘力，而其後復束於訓詁，轉入支離，往往析心與理而二之；求道愈難，而去道愈遠，聖學遂為絕德。於是先生特本程、朱之說，而求之以直接孔、孟之傳，曰「致良知」，可謂良工苦心。自此人皆知吾之心即聖人之心，吾心之知則聖人之無不知，而作聖之功初非有加於此心、此知之毫末也。則先生恢復本心之功，豈在孟子道性善後歟？
《傳習錄》一書，得於門人之所睹記語。語三字，符也。學者亦既家傳而戶誦之。以迄於今，百有餘年，宗風漸替。宗周妄不自揣，竊嘗掇拾緒言，日與鄉之學先生之道者，群居而講求之，亦既有年所矣。
裔孫士美，銳志繩武，爰取舊本，稍為訂正，而以親經先生裁定者四卷為《正錄》。先生沒後，錢洪甫增入一卷為《附錄》，重梓之，以惠吾黨，且以請於余曰：「良知之說，以救宋人之訓詁，亦因病立方耳。及其弊也，往往看良知太見成，用良知太活變；高者玄虛，卑者誕妄。其病反甚於訓詁，則前輩已開此逗漏。《附錄》一卷，僭有刪削，如蘇、張得良知妙用等語，詎可重令後人見乎？總之，不執方而善用藥，期於中病而止，惟吾子有賜言。」余聞其說而韙之，果若所云，即請藥之以先生之教。
蓋先生所病於宋人者，以其求理於心之外也。故先生言理曰天理，一則曰天理，再則曰存天理而遏人欲，且累言之而不足，實為此篇真骨脈。而後之言良知者，或指理為障，幾欲求心於理之外矣。夫既求心於理之外，則見成活變之弊，亦將何所不至乎！夫良知本是見成，而先生自謂「從萬死中得來」，何也？亦本是變動不居，而先生云「能戒慎恐懼者」，是又何也？先生蓋曰「吾學以存天理而遏人欲」云爾，故又曰「良知即天理」。其於學者直下頂門處，可為深切著明。程伯子曰：「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至朱子解「至善」，亦云：「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先生於此亟首肯。則先生之言，固孔、孟之言，程、朱之言也。而一時株守舊聞者，驟詆之曰「禪」。後人因其禪也，而禪之轉借先生立幟。自此大道中分門別戶，反成燕越。而至於人禽之幾，輒喜混作一團，不容分疏，以為良知中本無一切對待。由其說，將不率天下而禽獸，食人不已。甚矣！先生之不幸也！
斯編出，而吾黨之學先生者，當不難曉然自得其心，以求進於聖人之道。果非異端曲學之可幾，則道術亦終歸於一，而先生之教所謂亙萬古而嘗新也。遂書之簡末，並以告之同志。愧斤斤不脫訓詁之見，有負先生苦心，姑藉手為就正有道地雲。
（錄自《劉子全書》卷二十一）
陽明傳信錄小引劉宗周
暇日讀《陽明先生集》，摘其要語，得三卷。首《語錄》，錄先生與門弟子論學諸書，存學則也；次《文錄》，錄先生贈遺雜著，存教法也；又次《傳習錄》，錄諸門弟子所口授于先生之為言學、言教者，存宗旨也。
先生之學，始出詞章，繼逃佛、老，終乃求之《六經》，而一變至道。世未有善學如先生者也，是謂學則。先生教人吃緊在去人欲而存天理，進之以知行合一之說，其要歸於致良知，雖累千百言，不出此三言為轉注，凡以使學者截去之〔1〕，繞尋向上去而已，世未有善教如先生者也，是謂教法。而先生之言良知也，近本之孔、孟之說，遠朔之精一之傳，蓋自程、朱一線中絕，而後補偏救弊，契聖歸宗，未有若先生之深切著明者也，是謂宗旨。則後之學先生者，從可知已。不學其所悟而學其所悔，捨天理而求良知，陰以叛孔、孟之道而不顧，又其弊也。說知說行，先後兩截，言悟言參，轉增學慮，吾不知于先生之道為何如！間嘗求其故而不得，意者先生因病立方，時時權實互用，後人不得其解，未免轉增離歧乎？
宗周因於手抄之餘，有可以發明先生之蘊者，僭存一二管窺，以質所疑，既得藉手以就正於有道，庶幾有善學先生者出，而先生之道傳之久而無弊也，因題之曰「傳信」雲。時崇禎歲在己卯秋七月望後二日，後學劉宗周書於朱氏山房之解吟軒。
（《劉子全書遺編》卷十一）
校勘記
〔1〕原本脫「之」字，據《明儒學案》補。王文成公集序黃道周
有聖人之才者，未必當聖人之任；當聖人之任者，未必成聖人之功。伊伊歿而知覺之任衰；逃清者入和，逃和者入願，至於願而荒矣！周公救之以才，仲尼救之以學。其時猶未有佛、老禪悟之事，辭章訓詁之習，推源致瀾，實易為功。而二聖人者竭力為之，或與鳥獸爭勝於一時，或與亂賊明辟於百世。其為之若是其難也！
明興而有王文成者出。文成出而明絕學，排俗說，平亂賊，驅鳥獸；大者歲月，小者頃刻，筆致手脫，天地廓然！若仁者之無敵，自伊尹以來，乘昌運，奏顯績，未有盛於文成者也。
孟軻崎嶇戰國之間，祖述周、孔，旁及夷、惠，至於伊尹。祇誦其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變學為覺，實從此始，而元聖之稱，亦當世爛焉！仲尼獨且退然，讓不敢居。一則曰：「先覺者，是賢乎？」再則曰：「我非生而知之也。」夫使仲尼以覺知自任，轍弊途窮，亦不能輟弦歌，躡赤舄，以成納溝之務，必不得已，自附於斯文，仰托於後死。曰：「吾之志事，在斯而已。」今其文章俱在，性道已著，刪定大業，無所復施；雖以孟軻之才，不過推明其說，稍為宣暢，無復發揮，裨益其下，則天下古今著述之故，概可知也。
孟軻而後可二千年，有陸文安。文安原本孟子，別白義利，震悚一時。其立教以易簡覺悟為主，亦有耕莘遺意。然〔1〕當其時，南宗盛行，單傳直授，遍於嚴谷；當世所藉，意非為此也。
善哉！施四明先生之言曰：「天下病虛，救之以實；天下病實，救之以虛。」晦庵當五季之後，禪喜繁興，豪傑皆溺於異說，故宗程氏之學，窮理〔2〕居敬，以使人知所持循。文成當宋人之後，辭章訓詁，汩沒人心，雖賢者猶安於帖括，故明陸氏之學，易簡覺悟，以使人知所返本。雖然，晦庵學孔，才不及孔，以止於程；故其文章經濟，亦不能逾程，以至於孔。文成學孟，才與孟等，而進於伊；故其德業事功，皆近於伊，而進於孟。
夫自孔、顏授受，至宋明道之間，主臣明聖，人才輩生，蓋二千年矣。又五百年而文成始出。陸文安不值其時，雖修伊尹之志，負孟氏之學，而樹建邈然，無復足稱。今讀四明先生所為《集要》三部，反覆於理學經濟文章之際，喟然興歎於伊、孟、朱、陸相距之遠也。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崇禎乙亥歲秋七月，漳海治民黃道周書。
（錄自《黃漳浦集》卷二十一）
校勘記
〔1〕原本脫「然」字，據《王陽明集要》補。
〔2〕原本脫「理」字，據《王陽明集要》補。客座私祝跋孫奇逢
人家子弟做壞了，多因無益之人，日相導引。近墨近朱，面目原無一定；多暴多賴，習氣易以移人。余不敢以概天下之賢子弟，就余兒時以迄今日，忽彼忽此，轉徙難憑。日與飲者遇，而余之嗜飲也轉甚；日與博弈戲謔者習，而種種之好，余亦不肯後於他人也。或時而對賢士大夫語夙昔之事、隱微之念，唯恐其革除之不盡，而洗刷之未到。迨賢士遠，而便佞親，則悠悠忽忽，故態又作。噫！友雖五倫之一，實貫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而妙其用；少年未經世故，此義尤為吃緊。
《私祝》數語，嚴切簡明，直令宵人輩立腳不住。其子弟賢，當益勉於善；即不賢，或亦不至大壞極裂，不可收拾。先生崛起正德，功定叛王，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開封國，片言隻字，無不足提世覺人。獨取是篇而刻之，蓋人未有不愛其子弟，而子弟之賢不肖，實於此判聖狂。敢以公之吾黨士之共愛其子弟者。
（錄自孫奇逢《夏峰先生集》卷九）
重刻傳習錄後敘錢啟忠
陽明先生良知之學，一時諸賢相與唱和，而天泉〔1〕證悟，直指人生未發以前本旨，隨揭四語作宗門口訣，先生因言此最上一路。到此天機漏洩，千百年即顏、思未曾道及，固知先生非從萬死一生中不能到，我輩非從萬死一生中亦不能悟也，而議者浸生異同。夫同此之謂同德，異此之謂異端，毫髮千里。昔朱晦翁與陸象山先生講學，反覆數千言，亦似格格不相入，晚而象山讀晦翁「中流自在」及「萬紫千紅」詩，喜見眉宇，曰：「晦翁悟矣！悟矣！」兩人卒成莫逆，迄無異同，造主鹿洞，剖析義利。時晦翁於義利關頭豈尚未透？「獨通身汗下，至冷月揮扇」。嘻，此孔門真滴血，又是格物物格良知透體真面目也。吾夫子不雲無知乎？正謂良知上加不得些子，此意卻為子輿氏覷著，故特舉此二字示人，後來亦只就尋常語言讀過，先生又拓出作提唱，且欲自渡渡人，而大旨載在《傳習錄》。
大凡學者傳則有習，至於習倏而惘然自疑，既而劃然自解，旋而確然主始信安身立命有下落處。我輩惟不能習，故不能疑，不能疑，故不能信。傳有之，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而先儒亦言此道要信得及。余不敏，竊謂即信不及，幸且習而安之。誠時時提念，時時猛省，時時覺熱汗淋漓，令無聲無臭獨知時，乾坤萬有總攝，光明藏中，一旦貧兒暴富，當不學沿門持缽，向他人吃殘羹剩飯也。因以金正希所手訂者請之學憲雲怡陳公付諸梓，以公同志，而贊數語於末簡。崇禎三年上元日明山後學錢啟忠識於問天閣。
（錄自日本九州大學碩水文庫藏抄本《傳習錄諸序》）
校勘記
〔1〕原本誤作「真」，據《陽明年譜》改。陽明近溪語要序錢謙益
自有宋之儒者高樹壇宇，擊排佛學，而李屏山之徒力相撐柱，耶律湛然張大其說，以謂可箴江左書生膏肓之病，而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以發藥。於是聰明才辯之士，往往游意於別傳，而所謂儒門淡泊收拾不住者，即於吾儒見之矣。
吾嘗讀柳子厚之書，其稱浮圖之說，推離還源，合於生而靜者，以為不背於孔子。其稱大鑒之道，始以性善，終以性善，不假耘鋤者，以為不背於孟子。然後恍然有得於儒釋門庭之外。涉獵先儒之書，而夷考其行事，其持身之嚴，任道之篤，以毗尼按之，殆亦儒門之律師也。
周元公、朱文公皆扣擊於禪人而有悟焉。朱子《齊居》之詩曰：「了此無為法，身心同晏如。」彼其所得，固已超然於語言文字，亦豈落宗門之後？五花開後，狂禪瀾倒，掃末流之塵跡，修儒行為箴砭，悶現之間，亦有時節因緣在焉，其微權固未可以語人也。本朝之談學者，新會之主靜，河津之藏密，固已別具手眼。
至於陽明、近溪，曠世而作，剖性命之微言，發儒先之秘密，如泉之湧地，如風之襲物，開遮縱奪，無地不可。人至是而始信儒者之所藏，固如是其富有日新，迨兩公而始啟其扃鐍，數其珍寶耳。李習之年廿有九參藥山，退而著《復性書》，或疑其以儒而盜佛，是所謂疑東鄰之井，盜西鄰之水者乎？疑陽明、近溪之盜佛也，亦若是已矣。滇南陶仲璞，撮兩家語錄之精要者，刻而傳之，而使余敘其首。余為之序曰：
此非兩家之書，而儒釋參同之書，可以止屏山之諍，而息漠然之譏者也。若夫以佛合孔，以禪合孟，則非余之言，而柳子之言也。
崇禎壬午塗月，虞山錢謙益敘。
（錄自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二十八）
王陽明先生全集序徐元文
蘇子瞻作《韓文公廟碑》，謂其氣浩然獨存。朱子敘《王梅溪集》，亦謂其得陽德剛明之氣。余嘗推論其說，以為天地所以運化無窮者，陰陽二氣而已。人生而稟乎陽者，為剛健，為光明，為君子；稟乎陰者，為柔暗，為邪僻，為小人。此固若黑白之不容混，柄鑿之不相入，體之為學術，發之為文章，措之為事功，亦各異趨，不可同也。孔子嘗致慨於剛之未見矣。又孟子曰：「吾善養我浩然之氣。」蓋剛者浩然之正氣也。既有是氣，又必養以充之。非是，則入於欲，入於欲，則學術、文章、事功之際雖或各有成就，然所謂客氣而非正氣也。考諸近代，若前明北地李獻吉之才，始忤劉瑾，其後不能不屈於欲，與寧庶人交通，幾陷大逆，其文章亦自崛強而不能進於古，殆亦客氣使然也。是時姚江王文成公亦忤劉瑾，投荒萬里之外，卒不自摧，挫後累任督撫，削平大寇。寧庶人之變，內通嬖倖，外結守臣，聲生勢張，動搖社稷。公經略措置，親冒失石，不逾時而芟夷底定。由是嫉娼橫興，讒口噂沓。又能屏營惕息，深自斂退；處九三惕若之時，而不失乎剛健中正之體，惟其養之有素，故能措之皆得當。或乃謂其權詭縱橫，抑何誣也。公少好讀書，沉酣氾濫，穿穴百家，其文章汪洋渾灝，與唐宋八家抗行，歸安茅順甫定為有明第一，宋金華而下不論也。與北地同時者，茶陵李文正、新安程文敏，倡明古學，招致海內人士翕然歸之。公屹起東南，以學術事功顯而文章稍為所掩。順甫出而公之文始有定論，幾幾乎軼茶陵、新安而上之，雖北地余焰未息，而學者知所嚮往。韓子云：「其皆醇也，而後肆焉。」公之文可謂醇而肆者矣。先在南荒時，究心《理窟》，一日忽省於格物致知之旨，此又孟子知言之學也，故能吐其所得，作為文辭。論者雖謂其雜於佛氏，然要不可謂尤其本者也。公五世孫天鈞重輯而刻之，屬序於余，故謹論其大略如此。康熙乙丑春三月昆山徐元文謹撰。
（錄自道光丙戌麗順藏板《王陽明先生全集》卷首）
王文成公文集原序馬士瓊
古今稱絕業者曰「三不朽」，謂能闡性命之精微，煥天下之大文，成天下之大功。舉內聖外王之學，環而萃諸一身，匪異人任也。唐、宋以前無論已，明興三百年，名公鉅卿間代迭出，或以文德顯，或以武功著，名勒旗常，固不乏人，然而經緯殊途，事功異用，俯仰上下，每多偏而不全之感。求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氣，所云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惟我文成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上承世德家學淵源，少而慧齊，長而敦敏，諸如子史百家、《陰符》韜略，年甫弱冠，博覽無遺。又能兼總條貫，置身於金聲玉振之林。自釋褐成進士，即以講學為己任，日與甘泉、龍溪諸公反覆究論，苦心提撕，如《傳習錄》、《大學或問》諸篇，惟以正心誠意立其綱，知行合一陰其旨，一時執經問業者幾遍天下。雖在遷謫流離、決勝樽俎之際，依然坐擁皋比，講學不輟，俾理學一燈，燦然復明，上接堯、舜、周、孔之心傳，近續濂、洛、關、閩之道統，繼往開來，直欲起一世之聾聵而知覺之。迄今讀夫子《語錄》，有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其望道未見之心，振籜發蒙之念，雖歷千古而如見也，非天下之至德，其孰能與於此？武宗嗣統，年在沖齡，貂璫擅柄，流毒縉紳。端揆如劉、謝二公，及費、傅、方、胡諸君子，或罷歸，或遠戍，正氣銷沮，實繁有徒。而公以新進儒生，不避斧鉞，申救言官，批鱗極諫。伊時逆閹喪志，誓不甘心，縱為鬼為蜮，一任鴟張；朝餐九子之煙霞，夕汎錢塘之雪棹，優遊自得，何坦如也。即至播遷絕域，無不履險如夷，殆曰天意，夫豈人謀。未幾，安化狂逞於始，宸濠繼叛於後；破南康，陷九江，圍皖城，欲順流而搗金陵；江之西，江之南，裂焰橫飛，人心風鶴，此乾坤何等時也。響非夫子捧撫閩之命，便宜行事，駐節吉安，勤王首倡，則宗社顛危，總不可問。卒賴以牽制之機，行間諜之計，進攻南昌，狐兔失穴，鄱湖一戰，鯨鯢授首；早已握勝算於一心，真足砥中流而擊楫者矣。後此南贛之役，頑民向化；兩粵之役，苗峒格心；所與運籌調度者，不過文士屬吏。初不專恃兵威，總以昭宣德化，金戈所指，告厥成功，非天下之神武，其孰能與於此？至若措辭運藻，含英咀華，固曰抒寫性情，亦以闡揚義蘊。夫子筆具扛鼎，閎中肆外，諸如牌文符檄類，皆以至誠之念發為文章。置腹推心，賢愚洞見；中孚所格，信及豚魚；即尾大如安宣慰，桀驁如盧受諸人，莫不回心革面伏縶軍門。語云：「文之不宣，行之不遠」，益於此而征之。區區登高作賦，遇物能鳴，又屬公之緒余所不屑與春華秋實逐艷爭綺者也，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雖然，瓊竊因之而有感矣。言夫子之功，功在社稷；言夫子之德，德在覺民。即錫以茅土，隆以師保，誰曰不宜！然能褫逆瑾之奸魂，而不能銷比匪之猜忌；能宣力於屏翰之中，而不能立身於廟堂之上；終使鞠躬盡瘁，歿而後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興悲而後之憑吊者，不能無遺憾焉。卒之穆廟登極，進謚復爵，神宗繼統，配享廟廷，正氣以伸，公論以定。彼若彬若寧及新都、永嘉輩，久矣與草木同朽腐耳。視夫子之屈在一時，伸在萬世者，其得失又當何如也！小子瓊六世祖大宗伯紫巖公與太夫子大塚宰龍山公共直講幄，同官南都，節義文章，誼存膠漆，家傳九老一圖，手澤依然，音容宛在，而先高祖越藩汝礪公、大參汝翼公，又與文成夫子同舉制科，兩世年譜，一時稱盛。瓊不肖，不能仰承先志，濫竽滕邑，敗績轅下。庚申歲，而公五世嫡孫天翁，繼瓊來宰是邦，雲雷奕葉，斂合延津，回憶先宗伯圖卷後序有云：「同僚之誼，交承之雅，有兄弟之情焉。」不圖巧合百八十年以後，符契若此，亦足異也。所有夫子《集要三編》一書，先君子丹鉛點閱，垂為世寶，而天翁亦以兵燹後舊板殘缺，遍購不得，瓊即以原本應之，並取卓吾先生年譜，合為全書，缺者補之，訛者正之，校對載余，始登剞劂。是役也，琳琅鐘□，仍復故觀，雲漢日星，載瞻遺范，不特天翁繼述之孝思得以展盡，即小子瓊私淑先型，益切羹牆之願。從此正心誠意之學，良知良能之念，施於一家，擴之四海，則大地皆紅爐，而人心無歧路，謂為王氏之球圖也，可謂為天下萬世之振鐸也。可敢備述淵源而並及之，謹序。時康熙乙丑歲蜀果晉城後學馬士瓊敬書。
（錄自道光丙戌麗順藏板《王陽明先生全集》卷首）
四庫全書王文成全書總目提要紀 昀
臣等謹案：《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明兵部尚書、新建伯余姚王守仁撰。守仁事跡具《明史》本傳。其書首編《語錄》三卷，為《傳習錄》，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守仁在時，其門人徐愛所輯而錢德洪刪訂之者；次《文錄》五卷，皆雜文；《別錄》十卷，為奏疏、公移之類；《外集》七卷，為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錄》所遺，搜輯續刊者：皆守仁歿後德洪所編輯。後附以《年譜》五卷、《世德紀》二卷，亦德洪與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本各自為書，單行於世。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蓋當時以學術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
守仁勳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為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
此書明末板佚，多有選輯別本以行者，然皆缺略，不及是編之詳備雲。
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錄自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零四別集類）
王陽明先生書蔬證序胡 泉
昔朱子改訂《大學》，補《格物傳》，以「格物」為下手功夫。王陽明先生復古本《大學》，議朱子補傳為多事，以「致良知」為下手功夫。於是理家鹹謂陽明之學出自象山。其所謂「致良知」，猶之象山主「尊德性」〔1〕而不盡然。觀其講學書中謂「象山學問思辨，致知格物之說，未免沿襲之累」，且申言知行原是一個之義。其詞云：「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功夫。這一個功夫須著此兩個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分明原是一個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功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個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個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反覆詳明，見象山之學有講明，有踐履，既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即非知行原是一個義，與良知之旨有差。要之以陽明之學擬諸象山，尚屬影響。以陽明之學准諸朱子，確有依憑。蓋陽明講學，刪不盡格物傳義在外，而朱子注經，包得盡良知宗旨在內。惟朱子精微之語，自陽明體察之以成其良知之學；惟朱子廣博之語，自陽明會通之以歸於致良知之效。然則《朱子全書》具在，他人讀之而失其宗旨，不善讀朱子之書者也。陽明讀之而得其宗旨，善讀朱子之書者也。抑又思之，設非朱子剖析知行，剖析尊德性道問學，剖析致中致和，剖析博文約禮，編為章句，勒為遺書，而訂良知之訣者，竟曰知行合一，竟曰道問學即是尊德行，竟曰致和即是致中功夫，竟曰博文即是約禮功夫，為之解釋，著於後世，使後之讀者無先後之可尋，無體用之可辨，其遺誤豈淺鮮哉？是陽明之學亦必附於朱子之學而並傳，綜而計之，擬而議之，則直以為陽明良知之學非出自象山而出自朱子云爾。
泉也不敏，於朱子、陽明之學從事有年，雖茫乎其未有得，而中心竊嚮往之。間嘗即陽明之《古本大學》以參考朱子之《改本大學》，爰輯《古本大學匯參》一卷，又取陽明講學之書，以證明朱子講學之書，爰輯《王陽明書疏證》四卷，又錄陽明所撰雜文依經立義者，仿前人《程子經說》之例，輯《王陽明經學拾余》一卷，又采陽明弟子所記語錄《傳習錄》中說經各條，仿前人《朱子五經語類》之例，輯《王陽明經說弟子記》四卷。管窺之見，未敢自謂有當也。實應喬石林侍讀嘗記陸平湖論陽明之言曰：「其人則是，其學則非。」泉擬改其言曰：「其學則是，其詞則非。」故凡陽明書中所謂「本來面目」，「正法眼藏」，「無所住而生其心」等語，旁涉佛書，藉以發明者概不引證附和，俾後之願學陽明之學者知所擇焉。咸豐癸丑五月甲寅高郵胡泉自序。
（錄自日本九州大學藏《王陽明先生書疏證》清刊本）
校勘記
〔1〕原本誤作「行」，逕改。王陽明集要三種序嚴 復
丙午長夏，方君芑南、魏君蕃實重刊《陽明集要三種》成，諉復為之序。自念如復不肖，何足以序陽明之書？故雖勉應之，未有以報也。冬日邂逅江上，魏君又以為言，且曰：「非得序，無以出書。」既辭不獲，則曰：「嗟乎！陽明之書，不待序也！」
夫陽明之學，主致良知。而以知行合一、必有事焉為其功夫之節目。其言既詳盡矣，又因緣際會以功業顯。終明之世，馴至於昭代，常為學者宗師。近世異學爭鳴，一知半解之士，方懷鄙薄程、朱氏之意；甚或謂吾國之積弱，以洛、閩學術為之因。獨陽明之學，簡徑捷易，高明往往喜之。又謂日本維新數巨公，皆以王學為嚮導，則於是相與偃爾加崇拜焉。然則陽明之學，世固考之詳而信之篤矣，何假不肖更序其書也哉！
雖然，吾於是書，因亦有心知其意，而不隨眾人為議論者，可為天下正告也。蓋吾國所謂學，自晚周、秦、漢以來，大經不離言詞文字而已。求其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如西人所謂學於自然者，不多遘也。夫言詞文學者，古人之言詞文字也，乃專以是為學，故極其弊，為支離，為逐末，既拘於墟而束於教矣。而課其所得，或求諸吾心而不必安，或放諸四海而不必准。如是者，轉不若屏除耳目之用，收視返聽，歸而求諸方寸之中，輒恍然而有遇。此達摩所以有廓然無聖之言，朱子晚年所以恨盲廢之不早，而陽明居夷之後，亦專以先立乎其大者教人也。
惟善為學者不然。學於言詞文字，以收前人之所以得者矣，乃學於自然。自然何？內之身心，外之事變，精察微驗，而所得或超於向者言詞文字外也。則思想日精，而人群相為生養之樂利，乃由吾之新知而益備焉。此天演之所以進化，而世所以無退轉之文明也。知者，人心之所同具也；理者，必物對待而後形焉者也。是故吾心之所覺，必證諸物之見象而後得其符。火之必然，理歟？顧使王子生於燧人氏之前，將炰燔烹飪之宜，未必求諸其一心而遂得也。王子嘗謂：「吾心即理，而天下無心外之物矣。」又喻之曰：「若事父，非於父而得孝之理也；如事君，非於君而得忠之理也。」是言也，蓋用孟子萬物皆備之說而過，不自知其言之有蔽也。今夫水湍石礙，而砰訇作焉，求其聲於水與石者，皆無當也；觀於二者之衝擊，而聲之所以然，得矣。故倫理者，以對待而後形者也。使六合曠然，無一物以接於吾心。當此之時，心且不可見，安得所謂理者哉？是則不佞所竊，願為陽明諍友者矣。雖然，王子悲天憫人之意，所見於答聶某之第一書者，真不佞所低徊流連，翕然無間言者也。世安得如斯人者出，以當今日之世變乎！
魏君待吾言亟，則拉雜率臆，書以郵之。
（錄自《王陽明集要》，民國十五年上海群學社版）
王文成公全書題辭章炳麟
至人無常教，故孔子為大方之家。心齋克己，誨顏氏也，則能使坐忘不改其樂。次如冉、閔，視顏氏稍逡巡矣。及夫由、賜、商、偃，才雖不逮，亦以其所聞自厲，內可以修身，外則足以經國。故所教不同，而各以其才有所至，如河海之水然，隨所挹飲，皆以滿其腹也。宋世道學諸子，刻意欲上希孔、顏，弗能至。及明姚江王文成出，以豪傑抗志為學。初在京師，嘗與湛原明游，以得江門陳文恭之緒言。文恭猶以心理為二，欲其泯合，而文成言心即理，由是徽國格物之論瓦解無餘，舉世震而愕之。
余觀其學，欲人勇改過而促為善，猶自孔門大儒出也。昔者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聞斯行之，終身無宿諾，其奮厲兼人如此。文成以內過非人所證，故付之於良知，以發於事業者或為時位阻，故言「行之明覺精察處即知，知之真切篤實處即行」，於是有知行合一之說。此乃以子路之術轉進者，要其惡文過，戒轉念，則二家如合符。是故行己則無忮求，用世則使民有勇，可以行三軍。蓋自子路奮乎百世之上，體兼儒俠，為曾參所畏。自顏、閔、二冉以外，未有過子路者。晚世顧以喭蔑之，至文成然後能興其界，邈若山河，金鏡墜而復懸。
余論文成之徒，以羅達夫、王子植、萬思默、鄒汝海為其師。達夫言：「當極靜時，覺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所止極；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所謂無在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子埴言：「澄然無念，是謂一念，非無念也，乃念之至微；至微者，此所謂生生之真機，所謂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二公所見，則釋氏所謂「藏識恆轉如暴流」者。宋、明諸儒，獨二公洞然燭察焉，然不知「藏識」當捨，而反以為當知我在，以為生生非幻妄。思默言易之坤者意也：「乾貴無首，而坤惡堅冰，資生之後，不能順乾為用，而以坤之意凝之，是為堅冰，是為有首，所謂先迷失道者也。」此更知「藏識」非我，由意根執之以為我。然又言「夭壽不貳，修身以俟，命自我立，自為主宰」，是固未能斷意根者。所謂儒、釋疆界邈若山河者，亦唯此三家為較然，顧適以見儒之不如釋爾。孔子絕四，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教顏淵克己，稱「生生之謂易」，而又言「易無體」，易嘗以我為當在，生為真體耶？自宋儒已旁皇於是，文成之徒三高材，欲從之末由，以是言優入聖域，豈容易哉？豈容易哉？唯汝海謂：「天理不容思想，顏淵稱『如有所立，卓爾』，言『如有』，非真有一物在前，本無方體，何可以方體求得？今不讀書人止有慾障，而讀書更增理障，一心念天理，便受纏縛。爾祇靜坐放下念頭，如青天然，無點雲作障，方有會悟。」又言：「仁者人也，識仁者識吾本有之仁，不假想像而自見，毋求其有相，唯求其無相。」此與孔子無知，文王望道而未之見，老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及釋氏所謂「智無所得，為住唯識」者，義皆相應。然汝海本由自悟，不盡依文成師法，今謂文成優入聖域，則亦過矣。
降及清世，詆文成之學者，謂之昌狂妄行，不悟文成遠於孔、顏，其去子路無幾也。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自文成三傳至何心隱，以劫質略財自梟，藉令子路生於後代，為之師長，焉知其末流之不為盜也？鳳之力不與雕鶚殊，以不擊殺謂之德，不幸而失德，則變與雕鶚等，要之不肯為雞鶩，審矣。且夫儒行十五家者，皆倜儻有志之士也。孔子之道至大，其對哀公，則獨取十五儒為主。漢世奇村卓行若盧子干、王彥方、管幼安者，未嘗談道，而岸然與十五儒方，蓋子路之風猶有存者。宋以降，儒者或不屑是，道學雖修，降臣賤士亦相屬，此與為盜者奚若？不有文成起而振之，儒者之不與倡優為伍亦幸矣。當今之士，所謂捐廉恥負然諾以求苟得者也。辨儒釋之同異，與夫優入聖域以否，於今為不亟，亟者乃使人遠於禽獸，必求孔、顏以為之師，固不得。或欲拯以佛法，則又多義解，少行證，與清談無異。且佛法不與儒附，以為百姓居士於野則安，以從政處都市涉患難則志節墮。彼王維之不自振，而楊億、趙撲之能確然，棄儒法與循儒法異也。徒佛也，易足以起廢哉？徑行而易入，使人勇改過促為善者，則遠莫如子路，近莫如文成之言，非以其術為上方孔、顏，下擬程伯淳、楊敬仲，又非謂儒術之局於是也。起賤儒為志士，屏唇舌之論以歸躬行，斯於今日為當務矣。
雖然，宋儒程、楊諸師，其言行或超過文成，末流卒無以昌狂敗者，則宋儒視禮教重，而明儒視禮教輕，是文成之闕也。文成諸弟子，以江西為得其宗，泰州末流亦極昌狂，以犯有司之禁令耳。然大禮議起，文成未歿也，門下唯鄒謙之以抵論下詔獄謫官，而下材如席書、方獻夫、霍韜、黃綰爭以其術為佞，其是非勿論，要之讒謅面諛，導其君以專，快意刑誅，肆為契薄。且制禮之化，流為齋醮，糜財於營造，決策於鬼神，而國威愈挫。明之亡，世宗兆之，而議禮諸臣導之，則比於昌狂者愈下，學術雖美，不能無為佞臣資，此亦文成之蔽也。文成《傳習錄》稱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事者，世儒祗講伯學，求知陰謀，與聖人作經意相反。今勿論文成行事視伯者何若，其遣冀元亨為間諜，以知宸濠反狀，安在其不尚陰謀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詣車門降，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紿我。」正使子路要之，將無盟而自至，何竊議之有？以知子路可以責人陰謀，文成猶不任是也。夫善學者，當取其至醇，棄其小漓，必若黃太沖之持門戶，與東人之不稽史事者，唯欲為一先生衛，懼後人之苛責於文成者，甚乎疇昔之苛責於宋賢矣。中華民國十三年孟秋，余杭章炳麟。
（錄自《太炎文錄續編》卷二上）
陽明先生傳及陽明先生弟子錄序梁啟超
陽明先生，百世之師，去今未遠，而譜傳存世者，殊不足以饜吾儕望。集中所附《年譜》，諸本雖有異同，率皆以李卓吾所編次為藍本。卓吾之雜駁誕詭，天下共見。故譜中神話盈幅，尊先生而適以誣之。若乃事為之牽牽大者，則泰半以為粗跡而不厝意也。梨洲《明儒學案》，千古絕作。其書固以發明王學為職志，然詳於言論，略於行事，蓋體例然也。其王門著籍弟子，搜采雖勤，湮沒者亦且不少。余姚邵念魯廷采，嘗作《陽明王子傳》、《王門弟子傳》，號稱《博洽》，未得見，不識視梨洲何如？且不知其書今尚存焉否也？
居恆服膺孟子知人論世之義，以謂欲治一家之學，必先審知其人身世之所經歷，蓋百家皆然，況於陽明先生者，以知行合一為教，其表見於事為者，正其學術精詣所酵化也。綜其出處進退之節，觀其臨大事所以因應者之條理本末，然後其人格之全部，乃躍如與吾儕相接，此必非徒記載語錄之所能盡也。
鐵山斯傳，網羅至博，而別裁至嚴。其最難能者，於贛、閩治盜及宸濠、思、田諸役。情節至繁賾紛亂者，一一鉤稽爬梳，而行以極廉銳術飛蕩之文，使讀者如與先生相對，釋然見大儒之精義入神以致用者如是也。其弟子傳，則掇拾叢殘於佚集方志。用力之艱，什伯梨洲，而發潛之效過之。蓋二書成，而姚江墜緒復續於今日矣。
抑吾尤有望於鐵山者。吾生平最喜王白田《朱子年譜》，以謂欲治朱學，此其梯航。彼蓋於言論及行事兩致重焉。鐵山斯傳，正史中傳體也，不得不務謹嚴，于先生之問學與年俱進者，雖見其概而未之盡也。更依白田例重定一年譜，以論學語之精要者入焉。弟子著籍、歲月有可考者，皆從而次之，得彼與斯傳並行，則誦法姚江者，執卷以求，如歷階而升也。鐵山倘有意乎？民國十二年三月新會梁啟超。
（錄自余重耀編《陽明先生傳纂》卷首，上海中華書局一九三三年版）
附考：陽明全書成書經過考錢 明
王陽明不僅是浙江文化史上的名人，更是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哲學家。近年來，國內外的陽明學研究發展較快，日本繼一九七四年出版十二卷本的《陽明學大系》後，又於一九八六年出版了十卷本的《王陽明全集》譯注本，在海內外產生了很大影響。浙江省社會科學院與王陽明的故鄉余姚市也於一九八九年四月舉辦了首屆國際陽明學討論會，並且在日本著名陽明學專家岡田武彥博士等日本友人的大力支持下，協助紹興縣修復了王陽明墓。以此為契機，我們浙江學者希望能向國內外學者提供一部最新最全的《王陽明全集》。以推動陽明學研究的深入開展。為此，我受命查訪了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寧波、余姚的幾家圖書館和藏書樓，並利用在日本九州大學訪問研究之便，查閱了九州大學圖書館，和名古屋市蓬左文庫等，對王陽明著作作了初步調查。現就《陽明全書》的成書經過談幾點看法，以求方家賜教。
現存《陽明全書》（又稱《王文成公全書》）是由四部分內容組成的，即《語錄》、《文錄》、《續編》和《附錄》，而每個部分又都有各自的成書經過和版本源流。
一、《語 錄》
《語錄》又稱《傳習錄》，分上、中、下三卷。據《陽明年譜》記載，正德七年（公元一五一二年）十二月，陽明升南京太僕寺少卿，時門人徐愛亦升南京工部員外郎，與陽明同舟歸省。途中陽明給徐愛講授《大學》宗旨，徐將所聞輯為《傳習錄》一卷。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八月，薛侃得徐愛所遺《傳習錄》一卷（存十四條）及序二篇（今存一篇），與陸澄各錄一卷（其中薛錄三十五條，陸錄八十條），刻於江西贛州（簡稱薛本），並用徐愛所用「傳習錄」命名之。「傳習」一詞出自《論語學而》篇：「傳不習乎？」朱熹《論語集注》曰：「傳謂受之於師，習謂熟之於己。」徐愛使用此詞，當采朱子之意。但據陳榮捷先生言，徐愛所錄，決不止十四條。可有兩證。一則徐愛短跋所舉陽明《大學》諸說如道問學與尊德性一題，不在該錄之內。二則《續刻傳習錄》徐愛序後有云：「此徐子曰仁之自序其錄者。不幸曰仁亡矣，錄亦散失。今之錄，雖全非其筆，然其全不可得雲。」可知徐愛所錄，已經散失若干（《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頁八）。由薛侃所刻的《傳習錄》三卷即今《陽明全書傳習錄》之上卷。
嘉靖三年（公元一五二四年）十月，南大吉得陽明門人所錄陽明論學書之已刻本（一），遂將薛侃所刻《傳習錄》三卷作為上冊，己所得陽明論學書之另刻本續為下冊，命其弟逢吉「校續而重刻之」，成《續刻傳習錄》二冊（二）。《陽明全書》卷二十一《答王門庵中丞》謂：「謹以新刻小書二冊奉求教正」，即指此也（參見《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頁九）。然據錢德洪《傳習錄》中卷序及錢所編《陽明年譜》嘉靖三年載，南大吉實取陽明論學書八篇（現中卷實錄九篇，即《答徐成之》二篇、《答人論學書》（三）、《啟周道通書》、《答陸原靜書》二篇、《答歐陽崇一》、《答羅整庵少宰書》、《答聶文蔚》第一書。故錢序恐有誤），「復增五卷續刻於越（今浙江紹興）」。後該「五卷」本又經錢德洪「增錄」（即補入《答聶文蔚》第二書）、「去取」（即把《答徐成之》二書移置《外集》），並將《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附錄於後，又易論學書為問答語，輯成今全書本《傳習錄》之中卷（參見錢德洪《傳習錄》中卷序）。
錢《續刻傳習錄序》所謂：「洪在吳時（嘉靖十四年），為先師裒刻《文錄》。《傳習錄》所載下卷（即下冊），皆先師書也。既以次入《文錄》書類矣。乃摘錄中問答語，仍書南大吉所錄，以補下卷」。即指此事。
另日本陽明學大師佐籐一齋亦曾藏有南本《傳習錄》二冊，系嘉靖二十三年（公元一五四四年）德安府（今湖北安陸）重刊本。但此本上冊分為四卷，除薛本三卷外，又增補《答歐陽崇一》一篇、《答聶文蔚》二篇為卷四。下冊亦分為四卷，增補了《答柴墟書》二篇，《答何子元書》、《答羅念庵書》、《示弟立志說》和《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佐籐氏認為：「上冊所收討論之書仍系門弟子舊錄，下冊四卷則出於元善兄弟，所云續而刻之是也。……則薛刻於虔者四卷，而南刻於越者亦四卷也。其（指《陽明年譜》）曰三卷、曰五卷者謬矣。《年譜》又以《答顧東橋書》系之嘉靖四年乙酉，《答歐陽崇一》書、《答聶文蔚》（第一）書系之五年丙戌，而元善續刻則嘉靖三年甲申矣。續刻之為甲申，正與南序合，乃知三書之在乙酉、丙戌亦並謬矣。」（《傳習錄欄外書》捲上）
但佐籐氏所據之南本並非南大吉嘉靖三年之原刻本，而是經南本人或他人增補過的改編本。證據有二：
其一，刊於正德十三年的薛本不可能收錄《答歐陽崇一》書，因為《答歐陽崇一》書載有「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著前一病，近又著後一病」句，「辛壬之歲」即指正德十六年至嘉靖元年間。又載有與陽明《啟周道通書》內容一樣的一段話：「《系》言『何忠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啟周道通書》據陳榮捷先生考證，作為嘉靖三年春以後（《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頁二二），而南大吉嘉靖三年十月就把此書收入了《續刻傳習錄》。故知陽明解釋《系辭》「何思何慮」的思想，當形成於嘉靖元年至三年之間，而記載該思想的《答歐陽崇一書》亦必作於此時間無疑。
其二，《答聶文蔚》二書作於嘉靖五年後乃確鑿無疑。其中第一書中如「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卷卷」等語，即指嘉靖五年聶豹以御史巡按福建，渡錢塘江首次拜見陽明之事（四）（參見《陽明年譜》〔嘉靖五年〕條及《陽明全書》卷六《與陳惟浚》）。後聶豹在《啟陽明先生書》中也記錄了「丙戌（嘉靖五年）之復迄今，兩易寒暑矣」（《聶雙江先生文集》卷四）的懷念之語。因陽明當時已重病在身，故在第一書中又有「咳疾署毒，書劄絕懶」等語。而第二書則錄有聶豹作於嘉靖七年的《啟陽明先生書》中的一些話，如「文蔚曰：『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等，又陽明逝世於該年，故知第二書必作於嘉靖七年。由此可見，《答聶文蔚》二書不可能被南本尤其是薛本所收。
正因為佐籐一齋所據並非南大吉嘉靖三年的原刻本，所以在其得出的結論中也就有錯斷（如《答聶文蔚》第一書，《年譜》之記載並沒有錯）和論據不足（如《答歐陽崇一》、《答人論學書》（五），《年譜》的記載的確有誤，但佐籐氏所據本身卻不能成立）之處了。
至於錢德洪所依據的南本以及其所編著的《陽明年譜》之記載，亦有諸多可疑之處。例如：
（一）錢所據南本凡九篇，其中收有成於嘉靖五年後的《答聶文蔚》第一書。可見該南本亦恐非南大吉之原刻本。日本學者今井宇三郎為證明錢所據南本為原刻本，而提出了「一五二四年（嘉靖三年）的原型南本並未完成，要到一五二六年才能完成南本」（斯文載一九四五年合併號《全書本傳習錄考》）的推測。但至今國內外的陽明學者尚未找到能支持這一推測的證據。
（二）《年譜》載「大吉取先生論學書復增五卷續刻於越。」佐籐一齋謂南本乃四卷，「曰五卷者謬矣」。陳榮捷據日本三輪執齋《標注傳習錄》所言，又以佐籐氏之說為誤。筆者認為，因錢德洪、佐籐一齋、陳榮捷所據之南本皆非南大吉之原刻本，因而所謂五卷、四卷說都未必可靠。陽明本人及南本序言都只說「二冊」，而未言卷數，故以存疑為妥。
《續刻傳習錄》另有日本內閣文庫藏本（未見）和京都大學附屬圖書館藏衡湘書院重印本。前者分六卷。前三卷為徐愛等所錄，與今本《傳習錄》上卷同。後三卷收錄了《答徐成之》二書、《示弟立志說》、《訓蒙大意》、《答羅整庵書》和《答友人論學書》。後者乃嘉靖三十年蔡汝楠校刻本的重印本。全書分七卷。前三卷同於現通行本之上卷。後四卷收有《答徐成之》二篇、《答羅整庵少宰書》、《答人論學書》、《答周道通書》、《答陸原靜書》二篇、《示弟立志說》及《訓蒙大意》九篇（均成書於嘉靖三年前〔六〕）。卷首除載有南大吉原序外，還載有嘉靖三十年孫應奎序，卷末有蔡汝楠後敘。孫序和蔡敘均謂此錄乃陽明手授孫，孫按部至衡，令蔡刻於石鼓書院。佐籐一齋云：「《立志說》、《訓蒙大意》並系大吉所錄。」（《傳習錄欄外書》卷中）不知何據。但錢德洪《傳習錄》中卷序未提《立志說》和《訓蒙大意》，也未必可作為南大吉原刻本所收篇目之證據。比較諸本，筆者較同意日本學者大西晴隆的推斷，即唯蔡汝楠校刻本保持了南大吉初刻本的原型，其他諸本均為南本之改編本或續補本（參見日本明德出版社《王陽明全集》第一卷《解說》）。事實上，自嘉靖三年南大吉《傳習錄》刻本行於世後，確有不少學者對其作過校正改編。如嘉靖七年，聶豹、陳九川就對《傳習錄》「重加校正，刪復纂要，總為六卷，刻之於閩」（《聶雙江先生文集》卷三《重刻傳習錄序》）。故陽明弟子王宗沐謂：「《傳習錄》錄陽明先生語也，四方之刻頗多。……（萬歷年間）沐乃請於兩台合續本凡十一卷，刻置學宮。」（《傳習錄諸序》，日本碩水文庫藏鈔本）正因為各種版本相互混雜，從而使錢德洪在重編《傳習錄》時，也無意中把改編本當作了原刻本。而後世又以錢序為據，以致錯上加錯。
嘉靖七年（公元一五二八年）十一月，錢德洪、王畿赴廣信奔陽明師喪，訃告同門，收錄陽明遺言。三年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錢「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若千條」（錢德洪《傳習錄》下卷跋）。然當時「未敢示人，不意為好事者竊錄」（《陽明全書》卷三十六錢德洪《論年譜書》）。嘉靖十三年，德洪主試廣東，其錄已入嶺表。書未遂（見《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二十《錢緒山行狀》）。嘉靖三十三年，同門曾才漢得錢氏手鈔本，復傍為采輯，名曰《陽明先生遺言錄》，刻行於湖北江陵〔七〕。後德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為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今安徽宣城一帶）之水西精舍」（《傳習錄》下卷錢德洪跋）。《傳習續錄》嘉靖三十三年間東刻本卷首所載錢德洪序亦有此事之記載，但時間和過程有異。序云：「洪在吳（今蘇州）時……復采陳惟浚諸同志所錄，得二卷焉，附為《續錄》，以合成書。適遭內艱，不克終事。去年秋（嘉靖三十二年），會同志於南畿，吉陽何子遷、初泉劉子起宗，相與商訂舊學。謂師門之教，使學者趨專歸一，莫善於《傳習錄》。於是劉子歸寧國，謀諸涇尹丘時庸，相與捐俸，刻諸水西精舍。」（轉引自佐籐一齋《傳習錄欄外書》下卷）
嘉靖三十五年，錢德洪游於湖北蘄春崇正書院，又應沈寵之請，「復取逸稿，採其語之不背者一卷，其餘影響不真與《文錄》既載者，皆削去。並易中卷為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傳習錄》下卷錢德洪跋）。陳榮捷《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和大西晴隆《王陽明全集》第一卷《解說》，皆以「易中卷」為易今本《傳習錄》之中卷，此說筆者不敢苟同。
第一，錢德洪在《傳習續錄》序裡明確說，嘉靖十四年在吳時，已將南大吉所錄中卷易為問答語。因而不可能在二十一年後再易中卷為問答語。
第二，錢德洪跋語所謂「復取逸稿……增刻之」，指的是增刻《傳習續錄》，而非指增刻今本《傳習錄》三卷，故所謂「中卷」只能是《傳習續錄》之中卷。
第三、跋語明確說，逸稿中有《文錄》既載者，皆刪去。可見在錢所得陽明遺言裡，有與《文錄》重複的論學書。錢也許刪去了既載者，而易其他論學書為問答語。
第四，錢《傳習續錄》序謂「復采陳惟浚諸同志所錄，得二卷」。後跋語又謂「復取逸稿，採其語之不背者一卷」。故《傳習續錄》當為三卷〔八〕。所謂「易中卷為問答語」，顯然是指該三卷中之一卷。
嘉靖三十三年所刻的《傳習續錄》與嘉靖三十五年「補遺」的部分，即今本《傳習錄》之下卷。收有陳九川、黃直、黃修易、黃省曾、黃以方及錢德洪所錄一四二條語錄，其中第一條至一一五條是《傳習續錄》，第一一六條至一四二條是「補遺」部分。下卷內容比前兩卷博雜，且沒有像前兩卷那樣經過陽明的親自審閱。錢德洪擔心這會使讀者「之趨不一」，故特要求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即體會其精神實質，以為這樣就能「無疑於是錄矣」（《傳習錄》下卷錢德洪跋）。但結果還是引起了許多分歧。如顧應祥見《傳習續錄》門人問答，多有未當於心者，「疑為門人傳錄之偽」（《理學宗傳》卷二十一），故作《傳習錄疑》。黃宗羲在評價黃省曾時也說：「《傳習後錄》有先生所記數十條，當是采之《問道錄》（黃省曾著有《會稽問道錄》十卷）中，往往失陽明之意。然無如儀、秦一條云：『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耳。』……儀、秦打入情識窠臼，一往不返，純以人偽為事，無論用之於不善，即用之於善，亦是襲取於外，生機槁滅，非良知也。安得謂其末異而本同哉？以情識為良知，其失陽明之旨甚矣。」（《明儒學案》卷二十五）在下卷中，如此「以情識為良知」的內容，還可舉出不少。因此，在陽明學的發展史上，《傳習錄》下卷是一部頗有爭議的著作，而受後世學者推崇的則是《傳習錄》中卷。因「上卷文成初年之見居多，而下卷則歿後錢緒山之徒撰錄之。惟此卷晚年親筆，純粹無可疑者」（東正純《傳習錄參考》，載《澤瀉先生全集》上冊）。
綜上所述，現存《陽明全書》中的《傳習錄》上卷是徐愛、陸澄、薛侃所輯之原本，中卷為南大吉所輯後經錢德洪等人增補去取的改編本，而下卷則是諸門人採集後經錢德洪擇選、重編後的刪節本。嘉靖三十七年（公元一五五八年），胡宗憲刻《傳習錄》，首次將三卷合刻。隆慶六年（公元一五七二年），謝廷傑在匯刻《王文成公全書》時，刪去了《傳習錄》中的《示弟立志說》，又為證明王陽明時「與朱子無相繆戾」（附錄《朱子晚年定論》），而約錢德洪把《傳習續錄》未收的《朱子晚年定論》（成書於正德十一年，原一卷，嘉靖二十九年錢德洪增錄二卷，共三卷，由史致詹梓刻於嘉義書院）附於《傳習續錄》後（另還附錄了錢德洪附錄之引言和袁慶麟正德十三年所寫的《晚年定論跋》），遂成今《傳習錄》之原貌。二、《文 錄》
《文錄》包括《正錄》五卷、《別錄》十卷、《外集》九卷。據《陽明年譜》載，嘉靖六年四月，鄒守益流謫安微廣德，「錄（陽明）先生文字請刻。先生自標年月，命德洪類次，且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為次，不復分別體類，蓋專以講學明道為事，不在文辭體制間也。」後錢德洪掇拾所遺文字請刻，陽明不許。德洪曰：「先生文字雖一時應酬不同，亦莫不本於性情，況學者傳誦日久，恐後為好事者攙拾，反失今日裁定之意矣。」陽明許刻。於是附錄一卷於鄒守益所輯《陽明文稿》後，凡四冊，世稱廣德版。陽明歿後，德洪作《訃告同門》曰：「逾月之外，喪事少舒，將遣人遍采夫子遺言及朋友私錄，以續成書。凡我同志，幸於夫子片紙只語，備錄以示。」（《全書》卷三七）後又作「《購遺文疏》，遣諸生走江、浙、閩、廣、直隸，搜獵逸稿」（《陽明年譜》「嘉靖十四年」條），並與歐陽德等人彙編成《陽明存稿》數十卷。嘉靖十一年，德洪將存稿攜之蘇州，與黃省曾「校定篇類」，分《正錄》、《外集》和《別錄》，共二十四卷，嘉靖十四年由聞人詮初刻於蘇州，名曰《陽明先生文錄》（見黃綰《陽明先生文錄》序），世稱姑蘇版。嘉靖三十六年，唐堯臣據胡宗憲之命，重刻《文錄》於杭州天真書院。廣德版是姑蘇版的雛形，但廣德版只以年月為次而不分體類，姑蘇版則有了改進。
關於《文錄》的編類問題，當時曾發生過一場爭論。黃綰等人認為：「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概以年月體類為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但鄒守益等人則認為：「先生言雖無間於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為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錢德洪兩頭為難。他一方面「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即自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而去之」；另一方面又耽心「先生之文既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年月，善讀者獲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概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並今日之意失之矣」。所以採取「兩是而俱存之」的辦法，以「文之純於講學明道者為《正錄》，余則為《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奏批駁之文，則又厘為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於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志》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均見錢德洪《刻文錄敘說》）。
以上是編類，至於目次，錢德洪則遵循王陽明「此編（指《陽明文稿》）以年月為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同上）的遺訓，「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錢德洪《陽明先生文錄序》），以使善讀者能體悟陽明的「悔悟之漸」。
因此，由錢德洪所編訂的《陽明文錄》，有三點值得注意。第一，《全書》不能稱其「全」。因為《全書》的主要內容是《文錄》，而《文錄》中一概不收與陽明思想體系不符的論著，至少王陽明早年「氾濫於詞章」，繼則篤信朱子格物之說的「未定之論」，均被錢氏刪去了。其他據錢氏自己說，凡陽明「應酬諸作」，亦「多不匯入」（見《全書》卷二十九錢德洪序）。所以《全書》除《上國游》外均為陽明三十一歲尤其是四十歲以後的作品，僅《正錄》一百五十七篇中，四十歲以後作品就有一百五十篇。可見，編者的目的，並不是要收集陽明的全部著作，從而如實地反映陽明思想的發展過程，而是想把《陽明全書》作為王門及整個社會的教科書，以達到正心明道的目的〔九〕。
第二、編類不能稱其「善」。因為錢德洪以己見選編「純於講學明道」者為《正錄》，「余則別為《外集》」。若以時間為界，錢氏的原則是：「自辛巳（一五二一年，陽明五十歲）以後文字（即所謂《晚年定論》）厘為《正錄》，已前文字則間采《外集》而不全錄。」（《全書》卷二九錢德洪序）。辛巳年，是王陽明在南昌開始揭示「致良知」學說的時候。儘管實際上錢德洪並未以辛巳年，而是以己巳年（一五零九，陽明三十八歲）為界進行編類的。但己巳年是陽明居貴陽講學而開始建立自己的思想體系，提出與朱子分庭抗禮的「知行合一」說的時候。因此，可以說，錢德洪的編纂原則是按照王陽明思想體系的建立期（一五零九年）尤其是完成期（一五二一年）來進行分類的。由於錢德洪只顧區分「晚年」與「早年」、「定論」與「未定之論」，而不顧全書體裁上的統一，因而給讀者造成了許多麻煩，加之後來補刻的《文錄續編》，使全書在結構上顯得更加雜亂。因此，明代王畿編的《王文成公文選》，道光六年麗順藏板《王陽明先生全集》，清代俞嶙編的《陽明先生全集》，日本承應二年編的《王陽明先生文錄鈔》，民國二十四年編的《王陽明全集》等，都在分類結構上對《全書》作了適當調整和改編。
第三，目次排列能夠稱其「佳」。因為錢德洪不僅依年月順序編目（主要是《正錄》和《外集》部分），而且大致按王陽明學術思想的發展階段分卷。譬如他把《正錄》卷二（今《全書》卷五）斷自正德辛巳年，就是以「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刻文錄敘說》）為根據的。這樣就使讀者對王陽明中後期思想的演變過程一目瞭然。至於所錄詩賦，亦基本上按照王陽明生平活動為序，從弘治十五年以刑部主事告病歸鄉作《歸越》詩，到嘉靖六年平廣西思、田之亂作《兩廣詩》，共分十五個時期，史跡清晰，條貫縷析。三、《續 編》
《陽明全書》的編輯方針，前後有一個變化過程。嘉靖十四年前後，編者惟以提揭人心、講學明道為要，故「自滁以後（陽明四十二歲）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刻文錄敘說》）。但嘉靖三十五年以後，由於王陽明的地位和影響直線上升，甚至被作為新的偶像而加以崇拜，因此其所有文字都顯得相當珍貴，正如胡宗憲所說：「凡先生生平之作，雖一字一句，皆視為連珠拱璧，棄之不忍。」（《重刊陽明先生文錄序》）在這種傾向的影響下，錢德洪亦逐漸改變了不收「未定之見」、「應酬諸作」的態度。嘉靖四十年，他將陽明作於弘治初年（三十歲以前）的《上國游》彙編成《文錄續編》一卷（今《全書》卷二十九），單獨刊刻。
嘉靖四十五年，錢德洪又把新收集到的《大學問》（成書於嘉靖六年）、《五經臆說》（成書於正德三年）及序、書、記、疏等彙編成《文錄續編》六卷（今《全書》卷二十六至卷二十八），連同陽明幼子王正億編錄的《陽明先生家乘》三卷（後更名為《世德紀》，今《全書》卷三十七、三十八），由嘉興知府徐必達合刻（見《陽明年譜》「嘉靖四十五年」條）。據說《五經臆說》原有四十六卷，是陽明用心學理論研究《五經》的心得體會，並未傳授學生，特別是後來其「致良知」思想形成後，功夫力求簡明扼要，自認為《五經臆說》有支離煩瑣的毛病，更不願傳授學生。學生請示，陽明笑而拒之曰：「付秦火久矣。」（《全書》卷二十六）所以錢德洪《續編》所收的《五經臆說》十三條，只是其中的極小部分。
隆慶四年，錢德洪為彌補早年「刻《文錄》，志在刪繁，取《公移》三之二而去其一」（《全書》卷三十錢德洪序）的做法的「失誤」，同意把由沈啟源搜集編訂的《三征公移逸稿》四卷作為《文錄續編》增刻之（今《全書》卷三十、三十一）。其中卷三十一又分為上、下兩卷。下卷所收的《山東甲子鄉試錄》，是陽明三十三歲主考山東鄉試時作〔十〕。嘉靖二十九年張峰據陽明繼子王正憲原本重刻於溧陽嘉義書院（見《陽明年譜》附錄一「嘉靖二十九年」條）。後錢德洪將該文既刊本原封不動地附錄在體裁完全不同的《三征公移逸稿》後。這說明他編輯《文錄續編》的方法遠不如其編訂《文錄》時那樣嚴謹。因此，一九八六年日本學者在譯注《王陽明全集》時，為保持體例上的統一，特將《山東甲子鄉試錄》移置《外集》之後。四、《附 錄》
現存《陽明全書》的《附錄》部分主要由《年譜》和《世德紀》組成。《世德紀》包括《陽明先生家乘》和湛若水、黃綰等人寫的陽明先生墓誌銘、行狀、祭文等。《年譜》部分除正文外，還附有沉啟源收集的錢德洪、王畿等人的五篇《年譜序》和鄒守益、羅洪先等人的二十篇《論年譜書》。
《陽明年譜》最早是由薛侃、歐陽德、黃弘綱、何性之、王畿、張元沖分頭搜集材料，鄒守益匯總。嘉靖二十六，錢德洪在嘉義書院率先完成了自陽明出生到謫龍場的一段年譜。十年後，鄒守益委託錢德洪續其後，並編著了《王陽明先生圖譜》一冊。嘉靖四十一年，錢德洪與胡松赴江西安福喪吊鄒守益，順便將初稿拿到吉安，「就正於念庵（羅洪先）諸君子。念庵子為之刪繁舉要，潤飾是正，而補其闕軼，信乎其文刪省，其事則增矣。計為書七卷」（胡松《刻陽明先生年譜序》）。嘉靖四十二年，由胡松、王健初刻於杭州天真書院（浙江圖書館、名古屋市蓬左文庫有藏，卷首載「錢德洪編述，王畿補輯，羅洪先制刪正，胡松等校正」）。隆慶二年後，錢德洪又對《年譜》作了一次增訂，並補錄了《年譜附錄》一一卷。增訂本（今《全書》卷三十二至三十四）在內容上與天真書院本基本一致，只是個別地方有繁簡之別。例如正德十六年十二月，陽明與其父海日翁的一段對話，與《世德紀海日先生行狀》有不少重複之處，增訂本便將這部分內容刪去了一大半（參見《王陽明全集》等九卷，福田殖《解說》，日本明德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另外又在「舊譜」（即天真書院本）後附錄了由程啟源收集的諸《年譜序》和《論年譜書》（今《全書》本卷三十五之內容）。
至此，王陽明著作的收集、整理、出版以及年譜的編纂工作，經過其門人尤其是錢德洪數十年的努力，算是基本完成了。以後各類語錄本、選集本、評注本及年譜傳記本，都不過是在此基礎上作些重新選編、評注、刻印的工作。現存《陽明全書》，就是在錢德洪等人苦心經營的基礎上，由《傳習錄》、《傳習續錄》、《陽明先生文錄》、《陽明先生文錄續編》、《陽明年譜》及《世德紀》等整合而成的。自隆慶元年明穆宗賜封王陽明以後，浙江歛憲唐堯臣「嘗謀刻（《全書》）未遂」（錢德洪《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隆慶六年，侍御謝廷傑「奉命按浙，首修（陽明）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閱公文，見所謂錄若集各自為書，懼夫四方正學者弗克盡讀也，遂匯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徐階《王文成公全書序》）。謝廷傑在全書結構上稍稍作了些調整。他除了讓錢德洪把陽明的《朱子晚年定論》附錄於《傳習錄》下卷後外，還將《外集》壓縮為七卷（原九卷）、《續集》壓縮為六卷（原十卷）、《世德紀》壓縮為二卷（原三卷）、《年譜》壓縮為三卷（原七卷）。這樣，加上原來的《傳習錄》三卷、《正錄》五卷、《別錄》十卷，共合三十八卷，簡稱隆慶本（北京圖書館、浙江圖書館有藏）。
注
釋：
（一）據南大吉序云：「是錄也，門弟子錄陽明先生問答之辭，討論之書，而刻以示諸天下者也。」（佐籐一齋《傳習錄欄外書》捲上）可知南大吉所得乃陽明門人所錄陽明論學書之已刻本。而所謂「問答之辭」，即薛侃所刻之《傳習錄》。逢吉所重刻的《續刻傳習錄》，乃薛侃所刻的《傳習錄》與陽明門人所另刻的論學書之合刊本也。
（二）據王陽明嘉靖五年《寄陸原靜書》（載《陽明全書》卷六）。又可名為「傳習後錄」。
（三）錢德洪序作《答人論學書》。日本版本多從之。《全書》等本則用《答顧東橋書》。佐籐一齋謂：「此書拔本塞源，辯論痛快，使人慚伏無辭也。此書傳觸，恐或辱東橋，故為匿其姓號耳。刻此錄時，東橋尚健在。」（參見《王陽明傳習錄詳注集評》卷中）
（四）有人誤認此句意指「嘉靖元年二月，（陽明）因龍山公卒而病，揭帖於壁，謝絕見客，不得已而見者，亦不論說」又錯斷聶豹與陽明初次見面的時間是正德十六年或嘉靖元年（見《浙江學刊》一九九零年第四期《王陽明答聶文蔚第一書成年辨正》）。故該文提出的成書於嘉靖二年的推斷恐不能成立。
（五）關於《答人論學書》的辨正，可參見筆者《論王陽明早期思想性格的形成》一文（載《杭州大學學報》一九八九年第一期）。
（六）《示弟立志說》現收錄於《全書》卷六，並在文下注雲乙亥（正德十年）作。王懋竑《自由草堂存稿》曰：「右陽明先生《立志說》卷末自志弘治甲子四月八日，先生是年三十有三矣。《文集》注雲乙亥作，卷編集者未嘗見此本，而據其蒿，以意定去，故不合。」（佐籐一齋《傳習錄欄外書》卷中）
（七）據吉田公平《傳習續錄的編纂》一文所說：《陽明先生遺言錄》分二卷，上卷卷首記「門人金溪黃直纂輯，門人泰和曾才漢校輯」，收語錄五十五條；下卷卷首記「門人餘姚錢德洪纂輯，門人泰和曾才漢校輯」，收語錄亦五十五條。
（八）王宗沐《傳習錄序》亦可為《傳習續錄》三卷之佐證。序中所謂「合續本凡十一卷，刻置學宮」，即指薛侃則刻三卷，南大吉刻五卷，錢德洪續刻之三卷也。
（九）另一原因是王陽明學說在正德十六年以後被明令禁止，所以要想收全其全部著作並非易事，僅靠門人、民間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
（十）該文《全書》目錄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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